神秘文字比甲骨文早800年 扁壶残片字符无人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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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北京晨报 2010-07-28



　　今天，400多件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将在首博集中露面。其中将近七成文物，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昨天，首博展厅已经布展完毕。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件扁壶残片静静地躺在玻璃柜中。专家介绍说，扁壶上的毛笔朱书，将是此次展出的焦点。据当年毛笔朱书的发掘见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这件文物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重要标本，它的发现将中国文字史向前推进了将近800年。

　　忆发掘

　　神秘文字从灰坑中出土

　　1984年，一种类似甲骨文的神秘文字——扁壶毛笔朱书，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被发现。经专家认定，这是早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系统，距今4000年左右。昨天，年逾古稀的高炜先生，谈起当年的发掘过程，仍掩饰不住兴奋。

　　高老回忆说，他当时在原中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任职，主持襄汾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一天中午，他的两位同事高天麟、李健民先生，在编号H3403的灰坑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陶制扁壶。扁壶一面鼓起，一面平直。在鼓起的一面，高天麟发现了红色的印迹。刷去表面浮土，赫然现出一个类似甲骨文中“文”字的符号。随后，二人又在扁壶平直的一面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符号。高天麟立即叫来高炜作为见证，几位专家现场确认，这是一种早期文字。

　　发现这么重要的文物，几个人都非常兴奋。中午饭也没吃好，又跑回灰坑继续寻找。然而几人把灰坑里的土过了一遍筛子，也没有再发现新的字迹。

　　但是，这几个字符，已足以对古文字研究产生巨大的震动。

　　叹奇迹

　　甲骨文前已有较成熟文字

　　高炜先生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山西一位考古工作者便提出，襄汾陶寺地区可能埋藏有夏朝时期的文化遗址。

　　1978年至1985年，原中科院考古所对陶寺遗址进行第一期发掘。最初发掘陶寺遗址是为了研究夏朝文化。但随着发掘的推进，考古工作者发现，陶寺早中期的文化特征与夏文化明显不同，晚期才与夏文化相近。陶寺扁壶毛笔朱书，正是属于陶寺晚期物品。因此可以推断，毛笔朱书比商代的甲骨文早至少七八百年。

　　高炜表示，虽然只有几个字符，但它与甲骨文已经非常接近，说明当时已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陶寺毛笔朱书是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本。”高炜说，在发现毛笔朱书文字之前，人们只知道早于甲骨文的文字雏形，是那些象形符号。陶寺毛笔朱书文字的出现，填补了两者之间的一段空白。

　　后来，考古工作者在不同的遗址，分别发现与毛笔朱书同一时期的文字，这也证明，早在甲骨文之前，中国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文字。

　　曝争议

　　一字之谜至今未解

　　据高老介绍，对于陶寺扁壶上的文字，鼓起一面的字符已经确认是“文”字。而另一面的奇怪字符至今仍争论不休，甚至究竟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都没法确认。

　　记者在高老提供的复制图上看到，这个奇怪的字符上面是一个不圆不方的符号，下面一横底下仿佛一个中断的问号。这个字符，确实给考古界留下了一个难解的问号。

　　高老介绍说，对这个文字有三种推测。一是认为这个字读 ，同“阳”。二是认为这个字就是“尧”。一些人曾推测陶寺地区为尧的都城。三是认为这个字为“邑”。扁壶前后“文”“邑”两字，正好组成一个古代地名。

　　对这三种推测质疑的也不少。高老表示，关于陶寺毛笔朱书，可能会一直争论下去，也许根本就不会有结果。但毛笔朱书本身的价值不会磨灭。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则表示，把这个在学界争论已久的字符向公众展示，就是希望引起更大范围的讨论，让更多对古文字感兴趣的人一起来破解这个谜团。

晨报记者 王歧丰/文
        李木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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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上午，由首都博物馆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推出的大型考古展将开幕，涉及全国32个省市的出土文物和一系列重点发掘项目。其中，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现是最受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一考古发现“改写了历史”，使中华文明起点由原先的“距今3700年左右”，推前到“距今4200年左右”，陶寺遗址也因此被称为“中华文明的肇始”“雏形的中国”。

　　早在1979年，陶寺遗址就开始了第一轮发掘工作。在此之前，考古界认为，中国最早的都城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华文明起源于距今3700年左右的夏商时期，而我省襄汾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将此定论推翻。7月28日，中国社科院山西考古队队长何驽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陶寺遗址宫殿区的一系列发现， “至少将文明时代形成的起点向前推进了500年”。

　　何驽队长介绍，文明形成的核心标志，体现在考古上，是证明国都的存在。国都应当具备宫殿区、王陵区、城墙、大型礼制建筑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王权控制的大型仓储区等，“山西陶寺遗址具备了上述所有功能区划要素。在4200年前的陶寺，社会组织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何驽告诉记者，文字、金属器、宫殿都是文明生活方式的精神或物质表象，“是文明的构成要素。”他重点介绍了陶寺遗址出土的三件宝贝，“这三大证据，在证明中华文明前推 500年中极具代表意义”。



　　宝贝一：“王者之器”彩绘龙盘

　　陶寺遗址的6座早期大墓中，有5座各出土一件彩绘龙盘，此次展览展出了两件。

　　这些龙盘于1984年出土，距今4300--4100年，可能是当时“王室”使用的礼仪用品。早期大墓长且宽，规模宏大，随葬品在100件以上，包括石罄、鼍鼓、陶鼓、玉钺等。而同时期同墓地的小墓仅容一人，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因此有学者认为这表明等级甚至是阶级已经出现。陶寺贵族和王墓出土的玉器、彩绘陶器、礼乐器组合成比较完备的丧葬礼仪制度，体现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和社会内部的等级制度，如龙盘、鼍鼓、陶鼓、彩绘大陶盆、玉兽面等，都是王者之器。



　　宝贝二：“技术之光”红铜铃

　　此次展出的一件精巧的红铜铸件铜铃，表明陶寺文化已经掌握了比较复杂的复合模范铸造金属工艺。别看只有七八厘米长，满是铜绿，它表明在4000 年前，陶寺先民不仅可以铸造环、刀、镞等装饰品、工具、兵器，还会利用内外模具组合铸造比较结构复杂的器物，而此手法正是后来中国青铜文明的技术基础。



　　宝贝三：“文字之光”朱书扁壶

　　备受关注的朱书扁壶不能不谈，因为上面书写的文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

　　这是一件陶制残扁壶，朱书颜料为朱砂，仔细观察，文字笔迹是有毛笔笔锋道的，可知是用毛笔所书。此壶所处的时代为陶寺文化晚期 (距今4000年左右)，比甲骨文还早五百多年。

　　扁壶上书有两个字符，一个字符确实形态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 “文”字，多数学者认定为“文”字，没有太多异议。而在扁壶背面还有一个红色的字符，争议就比较多，被认为是命、尧、邑、唐等。何驽则认为此字形体上接近甲骨文的“堯”字。

　　来源：山西晚报    采写：段树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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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之六：陶寺遗址发现的“青铜器”与“陶文”

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之都，陶寺城址似乎应发现中国最早的金属器和文字，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1983年，在陶寺一座晚期墓中曾出土一件铃形铜器。器形不大，长6.3厘米，宽2.7厘米，高2.65厘米。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量占97.86%，铅1.54%，锌0.16%（63）。由于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还有气孔，是一件采用复合范铸造的成品。另据报道：在陶寺城址北墙Q1北侧，一新发现的陶寺文化晚期墓地，一座编号为M11的中小型竖穴土坑墓中，曾出土一件铜齿轮形器，经金相分析，铜齿轮形器属于砷青铜（64）。笔者断言：陶寺城址作为“帝尧之都”现未发现大型炼铜遗址或铜器铸造的手工业作坊，今后也不会发现大型炼铜遗址或铜器铸造的手工业作坊，因为这附近没有铜矿。

至于说，陶寺晚期墓葬中出土的这两件铜器是不是陶寺人所铸造，至少可以肯定“铜齿轮器”不是当地所造，应属外来品。因为“砷青铜”器的最早发现是在甘肃的四坝文化遗址中，例：甘肃民乐县东灰山四坝文化类型遗址出土的16件铜器，据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对其中15件铜器进行原子吸收光谱定量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和金相组织鉴定，结果表明：除一件为铜、砷、锡三元合金制品外，其余均为铜、砷二元合金制品（65）。四坝文化的年代距今在3200～3800年之间（66）。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其金属成分是红铜和锡或铅的合金，是不含砷的。从陶寺“王墓”不见青铜礼器殉葬的情况来看，这说明唐尧时期，人们还没有掌握金属冶炼技术。陶寺晚期墓葬出土的那件“铃形铜器”，含铜量纯度之高，不符合青铜构成比例，也不是自然铜，其来源暂且存疑。

关于“唐尧”有无文字的问题，陶寺III区居住址H3403发现的一个残扁壶的腹壁上和平直背面有用毛笔朱书一个形似甲骨文“文”字的字符，和两个有争议的字符（1、◇；2、似“兀”的篆体）（67）。对于后者，罗琨先生将这两个字符隶定为“昜”，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昜文”，也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68）。何弩先生认为H3403扁壶平直背面两个朱书字符，上为土（◇），下为兀（似“兀”的篆体），将其隶定为“堯”的初字。笔者认真审视了H3403扁壶背面朱书的两个字符，联系陶寺城址气势恢宏，夯土城墙板块结构“壘土为垚”的实际情况，认为何弩先生的考证是有一定见地的。丁山先生释：“壘土为垚，垚者，高也。”（69）《说文》：“堯，高也”，段注云：“堯本为高，陶唐氏以为号。”垚的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城墙。“兀”，《说文》：“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何弩说：“这是典型的黄土高塬地貌。而陶寺遗址恰恰坐落在塔尔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塬上。”他认为：陶寺文化晚期“堯”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到了殷墟甲骨文， “堯”字“兀”上多加了一个土（◇◇）；至汉代，“堯”字则在“兀”上发展成三个土（垚）。“堯”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塬（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塬上的城（70）。“文堯”二字在H3403扁壶上的出现，是其唐尧后人对其的追念称谓，诸如甲骨刻辞或青铜金文中尊称其先王为 “文武帝、文武丁、文考、文祖”一样。

有学者推测唐尧时期，文字有可能产生。从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这种可能究竟能到什么程度，笔者认为：唐尧时期，象形字符正日趋成熟，会意字出现和使用也是事实。上面我们所列举的H3403扁壶背面朱书的两个字符，“◇”与似“兀”的篆体，“堯”字初字的出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早于陶寺文化近3000年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在陶器上曾发现符号、图画及含有符号的组合图画计70多种。其中，除相当数量简单符号外，尚有鹿、网、阜、丘等六、七种符号与甲骨文相近（71）。陕西的半坡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余杭的良诸文化中都有陶文发现，不少文字与甲骨文无二。但最具代表性的是与“帝尧”同时期的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发现的陶片刻字，该陶片长4.6—7.7厘米，宽约3.2厘米，厚0.35厘米，现存文字计5行11字。右起第1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个字。这11个刻字，笔画相当流畅，个个独立成字，整体排列比较规则，刻写也有一定章法（72）。笔者在观察这块刻字陶片时，似觉该刻字近似行草，刻字者刻写手法相当娴熟，所书文字定是成熟文字无疑，但至今无人破译。如果该刻字陶片年代无问题的话，我们过去对史前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区域内发现的不同字符，所作的体态估量都应该重新去考虑。《论语·泰伯》所云：“尧之为君……焕乎！其有文章”，似乎说得有些夸张，但唐尧时期，人们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确已产生，虽远未达到殷商甲骨文成熟的高度，但的确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

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尚未发现唐尧时代的其它文字类记述呢？对此，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所用的书写材料难以保存造成的。《尚书序》云：伏栖氏， “始画八卦，造书契”。“书契”即指文字：《释文》云：“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看来，唐尧时代的文章典籍的载体，多是刻写在木头上的。当然，也不排除使用其它材料，诸如树皮、兽皮、麻布之类作为文章典籍载体的可能性。但这些都是易腐易朽之物，故现在我们就很难发现当时的长篇文书了。用毛笔书写汉字，应始于仰韶文化时代，当人们知道用什么工具为陶器施彩描绘图案时，这最初的画笔已具有书写文字的功能了。难怪陶寺文化中发现的“文堯”二字是用毛笔朱书在扁壶的腹壁上，而不是用刀刻在扁壶的腹壁上。虽然这一发现还只是个案，但这个“个案”背后隐藏的事实，却说明距今四千二、三百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北方已经是文明凸现、群星灿烂，以象形文字为原生体的汉字体系业已孕育成熟，中华文明将由此以文字的形式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

——节选自《“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的考古学观察》   作者：卫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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