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说”比较研究（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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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对《太极图》的作者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首先，本文从比较《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对“五行”思想的不同表达入手，指出二者所论的“五行”思想分别属于不同的流传系统。其次，本文较深入的比较了这两种“五行”思想的异同之处，进而指出：基于这一矛盾可以初步判断，《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决非一人所做。    关键词：周敦颐；太极图； 太极图说； 五行

《太极图》是否出于周敦颐之手？这个问题讨论了近千年，至今未有定论。似乎论战双方都没有提出一锤定音的证据。不但认为其本源出自道教者的所谓“真脏实据”每每令人怀疑，而且认为《太极图》系出自周敦颐個人之手者的证据同样不能让人信服。前人多已指出，周的好友潘兴嗣所做的《濂溪先生墓志铭》更应该是被读为“……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而不是“……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即它恰好说明周只是写了《太极图易说》（即《太极图说》）、《易通》（即《通书》）两书，而不是像朱熹、李申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太极图》、《易说》、《易通》三书。同时，《宋史•道学传》则更为明确的说：“千有余年，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春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１］显然，这些证据都倾向于认为《太极图》是为周敦颐之外的人所做。那么，到底《太极图》是否出于周敦颐之手？本文拟从比较《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对“五行”思想的不同表达这一内证入手，为解决《太极图》的渊源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一    认为“《太极图》乃周敦颐自己的作品”，那也就认定了《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出自一人之手，则它们两者之间就不会有思想表达上的矛盾之处：“度正把图与说视为一体，传图者必传说，决不可能前人创图，后人作说……这个意见，是可取的。因为《周氏太极图》的意义并不在于那几个圈，而在于那些圈所表达的内容。”［２］（第14页）。但事实上，虽然《太极图》和《太极图说》都涉及到了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但在这同一个问题上它们的表述却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显然，这是我们推断《太极图》作者问题的一个真正的突破点。

    最早提出《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在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上有很大差异的是朱熹的弟子胡广仲，他在给朱熹的信中首次提及：“《太极图》旧本，极蒙垂视，然其意终未能晓……及五行相生先后次序，皆所未明。”［３］（卷二，第15—16页）。朱的回信对胡的其它疑问都有明确回答，但对其改动旧图的五行问题却只字未提，颇为耐人寻味。其实《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在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上的不同始终是困绕朱熹的难题，乃至于朱熹不得不绞尽脑汁的通过对朱震在其《汉上易传》所录之“旧本《太极图》”（见附图一）的改动来调和这些矛盾，而他这一改动的目的无非是要使新图能够迁就和迎合《太极图说》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从而弥合二者之间的原有矛盾。

    要找出《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在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上的差异，不妨先从旧本《太极图》说起。本文同意毛奇龄的观点，以为朱震在其《汉上易传》所录之“旧本《太极图》”（见附图一）最接近周敦颐所传之原图，而经过朱熹改定的通行本《太极图》（见附图二）则融进了朱熹的个人思想，不能代表《太极图》的原貌。这是因为，尽管朱熹一再声明他在对“旧本《太极图》”的改动时都“皆有据依”（同上），但朱熹显然对旧本《太极图》的改动根本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改动并没有任何版本上的依据，而且还因为旧本《太极图》所表述的“五行”理论从本身来说是自足的、没有改动的必要。他关于旧本《太极图》“阴静”图先于“阳动”图的序列是不合理的观点（同上），就只是其基于儒家立场的一家之言，其立论的前提是《太极图》一定代表儒家的立场（这无形中是在承认《太极图》就是周敦颐個人所作）。事实上，这一立论前提恰恰有待证明。相反，该图与道家（包括玄学在内）静体动用的基本思想的一致性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由于并没有任何有力证据表明朱熹对《太极图》的改定确实忠实于原图的基本思想，本文仍以旧本《太极图》作为比较《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理论异同的底本。同时，本文也力图指出朱熹对旧本《太极图》的改动仍然没有彻底的弥合《太极图》与《太极图说》在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上的差异，反而制造出了一些新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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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实，五行思想源远流长，它的具体流变也相当复杂。在五行思想的发展中，始终有两种五行思想系统各自在独立流传而并行不悖：其一注重揭示五行之间以时间为主线的生克流变关系，它可以和四时更替结合在一起；其二则注重揭示五行在整体上的对待关系，不能和四时更替相结合，而后者正是旧本《太极图》所要表述的“五行”理论。该五行理论以《尚书•洪范》中的五行序列为依托，在今本《易传》中，它以“大衍数”的形式出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易传》中并没有这一段，证明它是晚出的），在两汉之际渐渐形成。《汉书•五行志》有：“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6］(第463页)。这一说法抛开其中可能有的今古文学派之争不谈，表明在汉代确实存在两种各自独立的五行理论。继而，《汉书•五行志》就引述过这种附在“左传说”之后的“五行说”：“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阴阳易位”（同上，第464页）。这最后一句是说，以上的“五行”生数与五相和变成了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以上的“五行”生数与“五行”成数配合，其阴阳属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该理论中间经过《太玄》的发展，在《周易参同契》中有了成熟的应用。该“五行”理论在后来又发展为突出强调五行之间在数上的结构性与一体性的“河图”、“洛书”模式五行理论，广为道教，风水、相术等理论所借用，却基本上总是游离在儒学以尊德性为本质的正统理论之外，以至于清代学者如黄宗羲、胡渭等人始终视之为异端，想要把它排斥出儒学的正统传承之外。

    那么，以上所提到的两种“五行”理论是不是可以合二为一呢？也就是说，《太极图》是否想要在图中把这两种“五行”理论结合在一起呢？诚如前人的一致看法，两种理论一个重在强调五行之间超时间性的，结构上的对待关系、共在关系，而非五行之间“各主一季”、由此到彼的单线传递关系；一个则重在强调历时性的，由此到彼的流行关系。初看二者颇有一言体，一言用的味道，似乎有二者可以结合的理论基础。但事实上，在朱熹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尤其没有想到要把它们结合在同一幅图里。基于它们各自流变顺序和所对应方位上的对立，在不改变各自所对应的图的模式的前提下，二者起码在以图的表达形式上是无法调和的。这也是朱熹不得不去改动旧本《太极图》来弥合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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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收有署名为前人的《五行说》，其中就提出了这两种“五行”理论的比较：“五行之序，以质之所生而言……则阴阳之气各盛，相交相抟凝而成质；以气之行而言，则一阴一阳往来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几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则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之序若参差而造化所以为发育之具，实并行而不相悖。盖质则阴阳交错，凝合而成；气则阴阳两端循环而已。质曰水火木金，盖以阴阳相间而言，犹曰东西南北，所谓对代（待）者也；气曰木火金水，盖以阴阳相因而言，犹曰东南西北，所谓流行者也。质所一定而不易，气则变化而无穷，所谓易也。”［3］（卷三，第81页）。

这里，作者只是在泛泛的比较两种“五行”理论的不同，但他并没有提出要在图上将二者结合起来，而朱熹则是明显的借鉴了此说，要把它们融合在同一幅图里。他在对经过他改动过的新图进行解释时说：“有太极则一动一静而两仪分，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质具于地而气形于天者也。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阴也，火金阳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阳也，金水阴也。又统而言之，则气阳而质阴也。又错而言之，则动阳而静阴也。”（同上，卷一，第28页）无疑是这一努力的最好体现。当然，前提是他必须要对旧本《太极图》做出改动，从而使新图能更好的迁就于《太极图说》对“五行”理论的表述。 我们说，朱熹对旧本《太极图》的改动是不成功的。且不说原图的作者是否真的就有这样的想法，即使是在经过朱熹改定后的通行本《太极图》中（显然，朱熹对第三层图的改定如把原图中由水经土到木的连线改为绕土而过的直线，就是要努力体现出该图木→火→土→金→水单线的五行流变顺序），我们也只能看到一个非常曲折而非“顺布”的五行流变顺序。

看得出，虽然朱熹努力想在改定后的新图中体现出《太极图》与《春秋繁露》相一致的五行和四时对应的五行流变顺序。但他仅仅通过改定原图中五行之间连线来体现这种一致性的努力却并不成功。经过朱熹的改定，固然可以体现出“五行”之间单线的流变关系，但是为原图所强调的以土为中心，“五行”之间浑然一体所谓“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的两相对待而又整体统一的思想（在原图，这一思想是通过中央土与其它四者之间分别直接的以线相贯通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却被破坏了，这也导致了太极图第二层图与第三层图在表达内容上的割裂。此诚所谓得之于此而失之于彼。至少给人的感觉是朱熹是在把两套原本无关的五行理论生硬的扭合在一起。?由上可见，在对五行理论的表达上，《太极图》与《太极图说》是不同的，这充分说明，《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不会是由同一个人所做。前人认为《太极图》出于陈抟而非周敦颐的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附图一 朱震《汉上易传》所录之“旧本《太极图》”(略) 附图二 经朱熹改定后的通行本《太极图》（略） 参考文献：? ［1］（元）脱脱.宋史：第36册［Ｍ］.北京:中华书局． ［２］李申.易图考［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３］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Ｍ］.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４］白奚. 稷下学研究［Ｍ］.北京:三联出版社,1998. ［５］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６］班固.前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1998.（完)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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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历与《易经》
中华文化的产生与律历有密切关系。律与历观测对象不同。《史记》八书律与历分立。因同样为制定历法所依据，故《汉书》将之合而为一。“律居阴治阳”。《虞书》说：“叶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汉书》说：“虞书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黄帝命伶伦造律吕，即指用“律管飞灰”方法测地气，定音律。司马迁说“六律为万物根本”，其重要性可知。汉代邓平造太初历，洛下闳据律起历，与邓平所测结果完全一致。可惜此法后代失传。    “历居阳治阴”。《尧典》说：“历象日月星辰”。《晋志•律历中》说；“以系顺两仪，纪纲万物”，“观象设卦，扐闰成爻，历数之源存乎此者也。”这说明历法与两仪卦爻是相通的。  律“为万物根本”，历“以系顺两仪，纪纲万物”，说明律历的重要性。 中国历法具有多层意义，这一点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历法迥然有别。《系辞》记述伏羲始作八卦的九句话，包括“天、地、人”三才的内容，不仅是说明观象画卦的依据，而且也概括了古人治历明时的方法。按一般理解，历法是纪时工具，易经是卜筮之书，两者观测对象与功用并不完全相同。高平子说中国历法是“阴阳干支三合历”。如果不是根据伏羲三才九句话制历，就不会有这种深具特色的历法。“历象日月星辰”(尧典)，“历，象也”(说文)，“天之历数在汝躬”(论语)，“是故易者象也”(系辞下)，“设卦观象”(系辞上)，“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系辞上)，“日月为易”(参同契)，观察三才之象以治历画卦，两者的方法是相同的，功用也是相似的。 卜筮如果离开历法就无法进行。    中国阴阳干支三合历包括回归年，合朔月，太阳日，且自殷周以来均用干支纪日(事实上阴阳家全用干支纪时日月年)，并遵循《尧典》所说“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原则调整时序。阳历根据回归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阴阳合历根据日月星辰运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干支运气运历则根据十干以象日，十二支以象月，天地五运六气相合而化生万物(人身与物象)，三者取象有同有异，但数据与功用则有很大差别。太阳历每岁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五小时四十八分)。太阴历每月长二十九日又十二小时四十四分，每年长为三百五十四日或三百五十五日，两者相差约十一日，故须置闰以调整节候。干支则取三百六十日为常数而制定。《黄帝内经•六节脏象论》对三者的功用有明确的区分。其中记载黄帝对人身应天地的根据提出疑问，歧伯回答说：“夫六六之节，九九制会者，所以正天之度、气之数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气数者，所以纪化生之用也。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行有分纪，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积余气而盈闰矣。立端於始，表正於中，归余於终，而天度毕矣。帝曰：余以闻天度矣，愿闻气数何以合之。歧伯曰，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上文说明，中国历中阳历和阴阳合历是用以正天度以制日月之行的，干支运气历是用以明气数以纪化生之用的。    由此可知，中国历法的功用除阳历与阴阳合历用以正天度，纪岁时之外，还用三百六十日法的干支运气历，来明气数，纪化生。这种历法至今仍完整地保存于《黄帝内经》与阴阳家的术数书之中。

ricaldo

哇

非常非常好的 帖子

支持楼主

hasop123

谢谢楼主，传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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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日连山，二日归藏，三日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三易八卦相同，但所依据历法不同，连山为伏羲先天易，纯用太阳历。《礼记》载孔子观夏道得夏时，就是得“夏正”廿四节气七十二候，也即连山历法。观殷道得“坤乾”，就是得五运六气的归藏历法，即干支运气历，也即黄帝归藏易或中天易。太卜职掌卜筮，国家大政须三易合参，以定进退。《洪范》稽疑，谋及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三种卜法依据不同历法，结论或同或异，故须三易皆卜以从多数。三易可能类似六壬、遁甲、太乙三式占法。近人伍创禅认为黄帝以宣夜为归藏，实即中天易。按宣(昼)为阳，夜为阴，即《系辞上》所说：“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张衡《灵宪》说：“日宣明於昼，纳明於夜”即指此，以干支纪五运六气、年月日时。郑玄说：“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於其中也，故以藏用为主，推之应有中天易存在。”《黄帝内经•六元正纪大论》说：“太阳所至为寒府，为归藏。”按六气：初气阴厥(风木)，二气少阴(君火)，三气太阴(湿土)，四气少阳(相火)，五气阳明(燥金)，六气太阳(寒水)。又《至真要大论》：“太阳司天，其化以寒。”寒府即寒水。寒水为六气之终，于时为十月亥十一月子，于节气为立冬小雪至大雪冬至，也即万物归藏之会。这样归藏易所本为干支运气历就比较清楚了。因为讲用不讲体，八卦中不用乾坤两纯阳纯阴的本体卦，而只用六子卦，以合六气之义，以纪天地合气所化生的人身物象，这应也就是中天易的本来意义。连山易归藏易历来极多争论，如果与中国阴阳干支三合历配合起来看，就较容易明白。干宝《周礼》注弓[归藏十二月辟卦：复子、临丑、泰寅，大壮卯、夬辰、乾巳、姤午、遁未、否申、观酉、剥戌、坤亥。十二月辟卦是律历与易经合而为一的最佳证明。近人尚秉和说是“全易的根本”，最为的论。月卦以乾坤十二爻配十二月十二辰，表天地合气始终于亥子之会，也就是万物生长收藏始坤终坤之义。这是干支运气历产生的依据。孔子之宋观殷道得“坤乾”，就是得这种历法。归藏的意思就是天地人三元，天元藏人元之用于地元(支)之中，也即天干藏于地支之内以主生杀之机的意思。如子宫藏癸水，丑宫藏癸已辛之类，至亥(坤)子(复)月，万物皆归藏于壬癸寒水之中。然亥月除藏当令壬水之外，甲木已得气长生。亥月坤位，万物终坤始坤，这就是归藏寓意之所在。清代易学家焦循《易图略》说：“以始坤终坤而目之为归藏，与五运六气之说相为表里，后世谶纬术数家多本之。”据《经义考》所说，归藏易卦名与周易有若干差别，且六十四卦缺四卦。其实归藏经卦八，其用六；别卦六十四，其用六十，并没有缺四卦这回事。倘如此，归藏易便与内经干支运气历完全符合。

    中国古人治历方法虽大体依据三才之象，但三易各有所侧重。八节、廿四节气、七十二候以回归年为中心，物候也以太阳周期为准。黄帝臣容成综六术作调历，依据日、月、星、地、干支加上算数，可说是最完备的一种历法。后人不明白，单纯用以测天度，就扦格不通了。汉代洛下闳“转浑天于地中”，以律起历，最具特色。唐僧一行以易数造大衍历，据易起厉，充分说明历易相通。《黄帝内经》以五运六气说明人体生理病理与天地相应的规律，视人身为小天地，事实上就是一种生化历。

    由上可知，中国阴阳干支三合历，其观测创制的依据与功能，同其他民族的历法根本不同，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历法，不能用格勒哥里历来衡量，更没有理由否定其价值。

    华夏是一个农业发达最早的民族。早在远古，对自然界的观测就已达到十分精细的水平；对人与自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最能体察入微。也正因此，才能产生天、地、人“三才一贯”的思想，“顺天应人”与“则天而治”的思想，总之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上古置官多以四时五行为名。太暤氏以龙名师官，黄帝以云名师与官，少暤以鸟名官，周官以天地四季名官，唐宋以后司天官属以四时分，如春官正，夏官正。明太祖设四辅官以四季为名。古代国家大政，君王起居，人民生活，无不按不同月令不同天象行事。周易观卦时间在八月酉，万物成熟可观，故象辞说：“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设教”。复卦时间在十一月子，故象辞说：“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上这些完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衣代表天，裳代表地，各绣六种图案，象征乾坤各六爻以代表十二月十二辰，这十分清楚地体现了“则天而治”的思想。  《国语》记载范蠡谏越王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弗起，弗为之始。”这几句话概括了古代政治家天地人合参的行事准则，而这一准则离开了律历与易经就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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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才”之道?   《黄帝内经》由《素问》与《灵枢》两部分组成。从理论上来说，《内经》在对人体生理的总认识上是通过吸收《易》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乾•文言》）、“天地人合一”的“三才之道”来完成的，认为天人同构，天人之气相通，人只是天地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与天、地之气息息相通。? 《内经》将天、地、人相参与之情状描述得详细备至。如：“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失之则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 （《生气通天论》）??［１］?又云：“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脏。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阴阳应象大论》）［１］?这种天人同构的“三才之道”与《易》学的“三才之道”正好相契合。《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下》则有：“《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以，医、《易》在思维理路上皆注重天与人的贯通，都通过取类比象的方式表达天与人的互通互融性。? 但二者在天人一体的思维理路方面又存在根本的区别。《内经》重天与人的自然的合一，即注重天人同构，天人之气相通，并将“三才之道”进一步具体化：  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中部天，手太阴也；中部地，手阳明也；中部人，手少阴也。下部天，足厥阴也；下部地，足少阴也；下部人，足太阴也。……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则为九。九分为九野，九野为九脏。（《三部九候论》）??［１］   《内经》在具体描述天人同构的同时，还将人气与天气相比拟：“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 （《生气通天论》）［１］?再加上五行的成份，天与人的合一则组成了一个完备的网状整体：“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府，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藏六府之所以应天道。” （《经别》）［２］?《灵枢•邪客》则对天人之相应作了进一步总结：   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暖，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NFDA1?肉，……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内经》中的“药分三品”说及五行与五色、五方、五味、五谷、五果、五畜、五菜、五主、五恶、五志等的配应也是对《易》学“三才”之道及天人之气相通相应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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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易》学，四时也是阴阳二气消息的派生物。在《系辞》那里，乾坤可以被视为大阴大阳，一切变化皆源于乾坤的开合、阴阳的消息。乾坤的转化正好符示着一年中阴阳二气的转化：“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系辞上》）乾坤是一切变化的支柱：“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同上）而乾坤的开合交通又形成了四时，故《系辞上》又云：“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下》则进一步发挥为：“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刘大钧先生推证认为，这正反映了《易传》中蕴含着“卦气”思想，［３］?确为至见。?    在本天道而立人道的同时，《易》特别强调“时”：“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彖》）“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彖》）每一卦皆有其卦时，每一爻亦各有其爻时，人据卦爻所符示之情势顺时而动则吉，否则则凶。这种随“时”而动的“时”的哲学成为《易》学哲学的一个重要理念。后世的“卦气”说及“月体纳甲”说可以说是对《易传》“时”的哲学的延伸，其宗旨都是顺气、时而动。?  如前所述，医、《易》虽都重“时”，但前者更关注“时”对人的生理病理的影响，而后者则更关注“时”对人文社会的影响。四时的运行又导致五运六气的更替与八节八风的常变。这也是《内经》中象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    八风说与八卦“卦气”说?    日月运行不仅形成了四时，而且导致了风雨寒温的气候变化。《汉书•天文志》云：“月为风雨，日为寒温。”意即月亮的运行导致了风雨的产生，太阳的运行导致了寒温变化。风在气候变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而医、《易》皆注重八风的作用。《内经》对风邪致病极为重视：“风者，百病之长也。” （《玉机真脏论》）［１］ “邪风之至，疾如风雨” （《阴阳应象大论》）［１］?，并云：“天有八风，经有五风，……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 （《金匮真言论》）［１］?但《内经》所云八风之邪正有其规律性。《灵枢•九宫八风》专门讨论这一规律，对八风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风从南方来，名大弱风；……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风从东北方来，名曰凶风；……风从东方来，名婴儿风；……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而《易》学之八风之名为广莫风（对应北方坎位）、条风（对应东北方艮位）、明庶风（对应东方震位）、清明风（对应东南方巽位）、景风（对应南方离位）、凉风（对应西南方坤位）、阊阖风（对应正西方兑位）以及不周风（对应西北方乾位）。?    两套八风之名虽不同，而其实质则是一致的，都与八卦“卦气”说有内在的联系，因为两套八风系统都与四时八节及后天八卦方位有联系。《白虎通疏证•八风》有云：“风之为言萌也。养物成功，所以象八卦”。而于1977年在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乙九宫占盘”，其“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首图完全一致”［４］?，正好可以证明，八卦“卦气”说至少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并与八风说有内在的联系。补充证据是，《史记•律书》载：“凉风据西南维，主地”，因为坤为地，故在此已将凉风与西南坤位相配应。而司马迁之《易》学又可上溯至汉初田何。故“卦气”说此时应早已存在，从而也进一步证明刘大钧先生“卦气之说先秦早已有之”的论断何其正确！因其不是本文重点，故不在此赘述。?  《内经》又有直接与“卦气”说相联系者：“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阴阳有时，与脉为期，期而相失，知脉所分，分之有期，故知生死。” （《脉要精微论》）［１］?与魏相所谓“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汉书•魏相传》），其旨相同。?   根据不同节令的不同风向，八风又可分为实风与虚风：“因视风之所从来而占之。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 （《九宫八风》）［２］?实风即正风，虚风即邪风，故要“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 （《九宫八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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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风说、八卦“卦气”说的应用方面，《易》、医之不同除上文所言前者重本天道以立人道，后者重本天象以推人之生理病理之外，两套八卦八风说尚有以下区别：其一，《内经》的八风说在日期划分上更为缜密，除乾（又称天门）巽（又称地户）所配折风（不周风）与弱风（清明风）各主45日外，其余六方风则各主46日，合之共计366日；而《易》之八卦“卦气”说之八风每方风皆主45日，合之共计360日。前者更接近实际的一岁之数。?  其二，二者候气之法不同。《内经》主张以八节交节之日以当日是否风调雨顺来占断民疾，并称“先之则多雨，后之则多旱。”张景岳注云：“风雨先期而至，其气有余，故多雨；风雨后期而至，其气不足，故多旱。”而《易》之八卦“卦气”说则以八节交节之日，于相应的时辰候气出之左右。如“乾，西北也，主立冬，人定，白气出直乾，此正气也。气出右，万物半死，气出左，万物伤。”（第２００页）［５］?余卦类推，并据气至之早晚定气的盛衰：未当至而至则气盛，当至不至则气虚，并进而本天人之气相通之理，将自然之气（天气）之虚实与人体经脉之虚实相配。如《易纬通卦验》云：“冬至广莫风至，……其当至不至，则……人足太阴脉虚，多病振寒，未当至而至，则人足太阴脉盛，多病暴逆，胪胀心痛，大旱，应在夏至。”其二十四节气所对应的经脉分别为：?节气    经脉    节气    经脉
冬至  足太阴  夏至   手阳脉
小寒   手太阴  小暑   足阳明
大寒  足少阴  大暑   手少阳
立春  足少阳   立秋    足少阳
雨水  手少阳  处暑   手太阴
惊蛰  足太阳  白露   足太阴
春分  手太阳  秋分  手少阳经
清明  足阳明  寒露   足蹶(厥)阴
谷雨   足阳明  霜降   足蹶(厥)阴
立夏  手阳明  立冬   手少阳
小满  足太阴    小雪   人心主脉(手厥阴心包经)
芒种   足太阳大雪      人手心主脉(手厥阴心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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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遵循的是春夏配手足之阳经，秋冬配手足之阴经的原则。在这一点上，《灵枢》之九宫八风说就显得精糙得多。?  其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二者取象倾向不同：《内经》八风说以五行取象推断疾病。如“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气主脉。”（《灵枢•九宫八风》），心、脉、热都属五行之火象。而《易》之八卦“卦气”说则多取八卦之象占断事理。如“春分，震风至，震风不至，则雷震毁舟；巽风至，则制作失度；坎风至，则阴遏阳有谋成；离风至，则孕女不育；艮风至，则小人擅威；兑风至，则谗谀行；乾风至，则父谋其子，君谋其臣。”其中，雷为震象，制作为巽象，阴谋为坎象，孕女为离象，小人为艮象，口舌、谗谀为兑象，父、君为乾象等等。这一区别详在下一部分讨论。?
  四、    取象与用数?    《易》、医皆重象数，但其内含不同。今在此着重讨论之。因象数学是《易》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易》含万象，医之象数亦可视为《易》之象数的一部分。我们先谈一下《易》之象数。?   据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周易》取象共计有“八卦之象”、“六画之象”、“像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种，加之卦变，飞伏、旁通诸说，说《易》含万象并不过分。数则有大衍之数，河图（五行生成）之数，洛书九宫之数等等。从《周易》经、传“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己日乃孚”等说法看，《周易》将天干纳入《易》卦体系的时代应该较早。从帛书《易传》之《要》篇所谈及的“五官”“六府”“五正”诸说及《史记》中有关《易》的传承与记载来看，先秦时期，干支、五行、五星等早已纳入《易》卦体系。刘大钧先生对此已作出充分的论证。［６］?至西汉京房，这一体系已臻至完备，故《京氏易传卷下》云：“八卦分阴阳、六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五行迭终，四时更废，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从这一点来看，《易》、医两大系统有内在的相通之处。更何况《内经》有时直接采用《易》之象数。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云：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其中东方、肝、目、惊骇、酸、麦、岁星、角、筋、臊等直接以五行之木类推，而其数八则为《易》之河图数中的木之成数。萧汉明教授以充分的论据证明，《易》之天地之数，即宋人所称的河图数，就是五行生成数，详见《医〈易〉会通之我见——兼与李申兄商榷》，载于《周易研究》1994年第4期。笔者同意这一观点。特别是“其畜鸡”更是采用的“巽为鸡”之象。《内经》有的地方对应东方木的则是“其畜犬”（《灵枢•五味》），此“犬”乃据配应立春的东北艮卦卦象所得。而南方火之“其畜马”（《素问•五常政大论》）则取南方午位之马象；“其数七”则取火之成数；中央土之“其畜牛”则取坤土为牛之象，“其数五”则取土之生数；西方金之“其畜马”取“乾为马”之象，（《素问•五常政大论》为“其畜鸡”，取西方兑位之酉为鸡之象），“其数九”则为金之成数；北方水之“其畜彘”则取北方坎位亥为猪之象，“其数六”则取水之成数。《内经》中类似的直取《易》之象数之处俯仰皆是，此不枚举。?     这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内经》亦十分重视月之盈亏对人体气血之虚实的影响。?  《灵枢•岁露论》云：“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竖，腠理郄，烟垢著。……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盛，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焦理簿，烟垢落。”所以，在《内经》作者看来，月亮的盈亏对人体抗病能力的影响甚大，《内经》还据此设定治疗臂掌间难屈时的针刺之数：?     邪客于臂掌之间，不可得屈。刺其踝后，先以指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为数。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不从心……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在分肉间，痛而刺之，以月死生为数。用针者，随气盛衰，以为痏数。针过其日数，则脱气，不及日数，则气不泻，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复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渐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渐少之。（《缪刺论》）［１］
    广义的象包含万物万象。《内经》在以阴阳为总纲的前提下，提出了脉象、气象等象论。如《五运行大论》云：“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表里、虚实、开合、沉浮、升降等象皆不离阴阳之大象。在天人之气相通的思维理路指导下，《内经》以阴阳为总枢，以阴阳所化之五行为类推模式，构建了一幅天人之气时时相通的五行图式。正因为天人之气相通，如何推测每年气候的变化并以之推断人受气之变化所带来的疾病便显得十分重要了，《内经》的“五运六气”说有可能是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在当时所能获取的理论支持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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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既有朴素的阴阳五行说，又有古朴的“九宫八风”说，又有较完备的“五运六气”说，从其理论层次的不同来看，《内经》确非一人一时之作。但其理论的内在机理则是以阴阳学说为总枢，以五行学说为生化模型，以天人之气相通相合为本根。由于《内经》的具体成书时代仍有争鸣：有主战国时代者，有主秦汉之际者，有主汉初者，更有主东汉时期者，因而表面上看起来很难确定到底是《易》源于医，还是医源于《易》。但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易》、医都讲“三才之道”、“天人合一”，都以阴阳为立论的基础，而阴阳的最早表达形式应该是《周易》的阴?（? ?）?阳?（-）?爻符号，因为首先有了符号，才会有文字，才会有理论。从这一点来说，尽管医学的实践必定来自日常的探索，但其理论基础仍可追溯至《周易》内含的阴阳符示体系，然后通过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再吸收后来的五行学说及《易》学发展的新成果才发展至较为完备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同样，《易》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百家之说，与包括医家在内的诸家之说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使《易》学体系臻至广大而“无所不包”。?     医、《易》皆崇奉“三才”之道，主张天人之气相通相合，但《内经》更主张天与人的自然的合一，并在《素问•刺法论》中提及一些吐纳导引之术，以培养生理之正气，提高抵御邪气的能力，追求人与天地之大顺。《内经》的理想人格是“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著，故能寿蔽天地” （《上古天真论》）［１］?的真人，或能够“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 （《上古天真论》）［１］?的至人。而《易》更崇尚天与人的人文的合一，崇尚观象进德，恐惧修省，进德修业，遏恶扬善，本天道以立人道，以化成天下，更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对社会的影响，并以卦象卦气之常变审视之，即所谓卦气“验应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第199页）［５］? ，“王当顺八风、行八政、当八卦。”（第179页）［５］?因而《易》更重视从天道下贯到人道的人文化成作用。《易》的理想人格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文言》）的圣人。?   《内经》在追求人与天地的自然的合一的过程中发展出“五运六气”说。“五运六气”以六十年为一大的循环，当然有其局限性。前一个甲子年的气候与下一个甲子年的气候一定会有所出入，甚至有较大的出入，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的活动对自然、气候的反作用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内经》追求人与天的自然的合一的思维理路仍值得肯定，借助当今的科技手段仍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易》学“唯变所适”的理论可以随时弥补中医学某些定式理论的不足。《易》学发展至京氏时代已将天干、地支、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完备地纳入卦体，并以之作为占测灾异、谴诫人主的主要理论根据。在当时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的时代，人主的施为对日月、五星的运行轨迹的影响、对气候的影响应该极为有限，但《易》学对人文和合状态的孜孜追求仍值得肯定，对现代社会的政道与治道仍具有启发意义。《易》学趋时变通的哲学永远都不会过时和衰老。医、《易》两种“天人合一”不存在根本的矛盾，而具有内在的联系。人类完全可以同时追求人与天的自然的与人文的合一，从而贯通自然与人文，真正做到人与天、人与人的和谐如一。?
参考文献：［１］ 高士宗. 黄帝素问直解［M］.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1.?［２］ 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 黄帝内经灵枢译释［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5.?［３］ 刘大钧. “卦气”溯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5).?［４］ 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78, (8)?［５］ 林忠军.易纬导读［M］.济南：齐鲁书社，2002.?［６］ 刘大钧. 周易古义考［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 (5).?［７］ 张文智. 京氏易学中的阴阳对待与流行——兼论京易纳甲、建候、积算的建构机制［J］. 周易研究2002, (2).?（完）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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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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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DYL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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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ai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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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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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曙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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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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