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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说观念的变化问题：
《道德经》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当时的一些词语的概念到现在有些已发生很大变化，甚至已经和当时的观念完全相反了，这些问题无疑会对如何正确理解先哲的思想构成障碍，因此，有必要先说说。
最明显的是关于黑白的问题，现在如果讲一个人心黑，肯定是完全的贬义，心黑手毒是邪恶人物的特性。而在老子时代则完全不是这样的内容，而是作为一种美德来赞颂的。因为黑色可以掩盖各种颜色，所以黑色称为万事之府，敛藏之道，是包容之德的代表。所以讲“帝王之道黑，故能容保无疆；圣人之心黑，故能容会万里，善含英采韬精明，养元气，蓄天机，皆黑之道也。”因此，将德称为玄德，老子也将“知其白，守其黑“作为修心养性的准则。
仅举一例，就可看出古今观念的差距之大，其它的如知荣守辱等也有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关于“淫“的理解也很明显，后世人用起来，一引申，再引用，则渐渐变了滋味，如“淫”现在一提则与“贼”在一起，称为“淫贼”，则全是贬义，其实此“淫”只是一种现象的描述，而好坏则是又一回事，如佛法中称，在家聚妻生子，为“正淫”；而不合法、或违德者叫“邪淫”，就是指此。而形容细雨霏霏，大地滋润的状态也用“轻淫慢浸”来表示，可见并无贬义。
如“欲”只是想、着急要得到的一种心态，后被引申也成了一种贬义，其实“欲”程度不同叫法各异：欲得合理，有益“慈”“悲”叫“爱”、叫“情”；不合理叫“贪”、叫“嗔”、叫“忌妒”，进一步发展则叫“痴”已显病态。而发展得过了头，走向反面，则称为“恨”。求知、探索叫“欲”，抢劫、偷盗则是反面的“欲”，因此单纯一个“欲”不能成为一个说法的代表，要看环境才能正确把握其实质所指。如慈和悲，现在一般理解为爱为慈，伤心为悲，而佛法中讲拔苦为慈，救难为悲，而大慈大悲则是这“无缘慈同体悲”，讲不为任何理由、感同身受一样的“拔苦救难”。因此，唯观音大士可称为“大慈大悲”，就是此意。
说了这么多，本意并不在此，而是想说说关于“愚”和“智”这对关系，因为多少代人以来，一提《道德经》都为“愚民政策”，从而自以为智者，不受其骗，从而失去了获得真正大法的机会。
“愚”现在理解都和“蠢”在一起，成了笨人，干傻事，可笑事的代表，因而畏愚如蝎，一听到此字，就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蔑视，其实这是一种引用后再延伸的用法，如一般讲的“愚”，是心在一定范围内；而蠢则是虫在春天跃跃欲出的样子，用在人事上则指暗中酝酿，待机而发的状态。而如果总是在一定范围内，不出限制死了；或虫总跃跃而不出土，则时机已过也就不生自灭了。而事物总酝酿无结果，也白费了心机，因此后世引用，更多的是指的后面这种结果而言的，从而再引申为笨，傻得代表。而古人用“愚”自称，或讲“非以智明民，而愚之”，则是指“本分”,安于本职的意思，或用一句流行的语讲：“做人要厚道！”的意思，老子讲“我愚人之心也哉，钝钝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其本意用现在将就是“难得糊涂”，而一般人都是有利益的时候不糊涂，而有亏的时候则装糊涂；而圣人则相反，有益处时装糊涂，而有亏时不糊涂；在大事上不糊涂，在小事上糊涂。
因此，在一般人看来圣人反而有些傻，有点缺心眼，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是在观念上的误解。而在治国上、治民上，则指人要安于本职工作：是牛要善于犁田，是狗要忠于看家，是驴则要甘于拉磨，而圣人要做的就是给予其发挥本能所长的机会。这刚听起来，有些受不了，好像是看不起人的意思，其实仔细想想就知道了：如一个国家，是想人人安居乐业呢，还是都争着当国王好；在一个公司，是人人各司其职、精诚合作、彼此无争好呢，还是都看着领导位子，销尖脑袋往上钻好？在家中一样，是希望孩子有一个稳定职业好呢？还是今天造飞机，明天养奶牛好！这里面还有一个观念和现在表面不一样，但内理是相通的，就是安分、不安分的意思，好像不安分是勇于开拓、不甘寂寞，敢于实现人生价值的人，而安分则是无能的代名词。
其实，往本质上想想就知道了：如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人固定在一个职业上，一生不动，天天在铣床上铣一种螺丝钉，熬到老也就八级工而矣！那时人倒安分，且以此为得。这让现今人很难接受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而不安分者并不是放下车床，去造汽车，而是将自己的技术市场化、最大价值化，利用自己的长处取得的更大成果，表面上是不安分，那是不安于寂寞、不安于贫穷，但并没有脱离本职，相反是本职所长的最大发挥，是最好的“安分”！
“将以愚之”是使民归向本分，归向朴实的意思，而“智”的意思是见到差别，见到利益的代表，是“这山望那山高”的意思。而真正的智者则具慧眼，不去随波逐流，而假智者则会投机取巧，伪善粉饰自己，以博取认可。由此可知，老子之意也！
因此，要多想想观念的差别，不要被表象所骗，要经常回回头，看看自己走的路，要常常洗洗心，长长智慧才行。就像数字“008”现在理解为“动动发”一样的吉祥，甚至以大价钱争为己有，这如果图个吉利，取个心态也还罢了，如果真信，那才叫傻呢！谁不傻呢？只有商家不傻，钱进了腰包，才是最大的吉祥！
以上是观念转换的问题，为什么老子讲“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呢？用在治国上还另有深意，先举个例子探讨一下：制瓷业是专业性很强技术领域，出来的成品的质量等级有次品、合格品、优良品、精品等档次，当然这些等级只有专家或技术员才能分辨的清楚，而商人和消费者是很难判断出来的。在销售过程中，做为厂家当然希望按质论价，卖不同的价格，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因为消费者分不清差别，只以实用为主而给不法商贩提供了以次充好、坑害消费者的机会，而厂家最终滞留的产品最多的反而是精品，从客观上打击了制瓷业的积极性。如果不划分详细等级，只分为合格品、不合格品两种等级，淘汰掉不合格品只出售合格品，因为没有细分，瓷器反而会以中间价销售出去，对企业本身来讲也是按质论价，只不过取的是平均价，企业也不吃亏；对消费者来讲，各凭几率总体来讲也是公平的；关键是从根本上堵塞了不法商贩投机取巧的机会，客观上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从而维护了整个行业的正常发展。
这是比较具体的“以智治瓷，瓷之贼；不以智治瓷，瓷之福”的例子，这可不是和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以及“不痴不聋不做家翁”一个档次的做法，而是更高的智慧所在，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有时界限划的越细，相邻的边界也就越清晰，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关心的又全然不同的原因。任何事情没有一刀切的是非界限，总有临界范围，讲的越清楚，实际上是让人认清了临界范围的大小，从而总有打擦边球的余地。
据说学税务专业的毕业生，要写篇《怎样合理避税》的论文，才算是学懂了税法；法官和律师辩论的也不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而是临界范围的取舍问题，而法律越健全的国家，律师的左右能力也越大，这真是一个悖论。
在临界范围的较量中，法越来越多，而民风却越来越差，治与反治在拉扯中走的都是下坡路。因此，往往会出现立法会跟在事情的后面跑，有打不完的补丁的尴尬局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知道老子的观点，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还能不佩服老子的睿智吗？
四：关于“盗夸非道”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马在当时一是身份地位的代表，天子六驾，诸侯四驾，作为等级制度被严格执行；二是马主要用于军事，是国家实力的体现，万乘之国的乘，指战车，一辆战车配备带甲士卒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万乘之国相当于有七十五万军队，实力可想而知。所以马是高贵的动物，和拉粪这些本应由驴、骡、牛干的粗活扯不上关系。而天下有道的话，就不会骄人贵货，而从务实的角度出发，用马运粪也没什么不可以的。而天下无道的话，就会浮夸成风，将怀孕的马也拉来充数，致使“戎马生于郊”，反而弄巧成拙。这在今天来讲，就是会不会用奔驰轿车运煤球的事，是一种比喻的讲法。
再看看《卖柑者言》，可知“盗夸”的本质；而社会上一切贪官和作表面功夫者，都是其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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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8 16:0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