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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古代状元是怎样炼成的 考场小动作自古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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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9 21:19: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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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科举考试竞争激烈,录取率非常低,一些考生就想方设法地作弊。对于那些作弊的考生,清政府的处罚十分严厉:一旦发现,按照《大清律》,就要杖一百,枷号三个月示众,还要发往边疆充军。

  尽管如此,作弊之风依然屡禁不止。2003年2月,在苏州发现了一本清代考生作弊的小书,只有半个巴掌大,竟有九万个字的考试内容,一粒米就能盖住六个字!

  此外,出钱请“枪手”冒名考试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当时,甚至出现了一批专门代人考试的“枪手”,这些“枪手”风险大,报酬也很高,代考一次就可以得到白银三十两,如果考中了,还有重谢。

  在考场外面,许多人也没闲着,他们积极运作,经常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找同乡、拜老师、走后门、打关节,甚至行贿考官。

  清代的科场腐败,主要来自官员。例如,嘉庆六年(1801年),刑部尚书张若廷帮亲戚夹带考题;嘉庆十六年(1811年),湖南学政徐松带头倒卖官学名额,还亲自主编了一本“科场宝典”,高价卖给学生;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又出丑闻,主考官、内阁大学士柏葰等人收受贿赂。东窗事发后,咸丰皇帝震怒,柏葰等人被处死,其他官员也受到了严厉处分。

  至于科举考试的“头把金交椅”——状元,那更是多少人争夺的“焦点”!例如,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时,翁同龢与孙毓汶都有才学,两家又都是官宦之家,还是“世交”。于是,就在场外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

  据说,在殿试前一天,孙毓汶的父亲亲自出马,请翁同龢去他家吃晚饭。碍于“世伯”的面子,翁只好去孙府赴宴。这天晚上,孙毓汶的父亲陪着他聊天,一聊就聊到后半夜,便留翁住下。既来之,则安之,翁同龢也就答应了。哪知道,他刚躺下,门外就有人放鞭炮,而且一放就放到天亮。所以,翁同龢一夜没有休息好,殿试时无精打采。幸亏,他还有点“小聪明”,带了两支人参救急,最后还是考中了状元。从此,翁、孙两家就撕破了脸皮,翁同龢与孙毓汶更是成了政治上势不两立的“死对头”。

  在科举考试时,官员们进行“暗箱操作”,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例如,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但他能考中状元,却是仰仗上层人物的幕后活动。原来,张謇的殿试成绩不理想,收卷官黄思永是他的朋友,就悄悄给他补上了一处空白,并纠正了一处错误。在阅卷时,张謇的同乡、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想提携他,便仗着自己是“帝师”的特殊身份,经过一番周旋、运作,终于将张謇“提拔”为状元。

  有时,就连“皇帝陛下”也难免要搞一点小动作。例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新科状元本来是江苏人赵翼。但是,乾隆看后,摇了摇头,说江苏、浙江出的状元太多了,便大笔一挥,将赵翼改成第三名,陕西人王杰白捞了一个状元。

  更荒唐的是,最高统治者有时因为迷信而重新决定金榜的排名。例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朝举行最后一次殿试,本来第一名是朱汝珍,第二名是刘春霖。一看第一名是广东人朱汝珍,慈禧太后就不高兴,因为慈禧害死过“珍”妃;而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当时正在海外闹革命的孙中山都是广东人,而刘春霖是直隶肃宁人,正好当时直隶大旱,“春霖”这两个字很吉利。于是,慈禧便“御笔圈定”刘春霖为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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