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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機易學論壇(風水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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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道人”——道安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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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9 19:53: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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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早期佛教史上,有一位学识渊博,视野宏运,敢于创新,建树颇丰,为佛教在中国的弘传、发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的佛教领袖,他就是“漆道人”——道安。
  道安,东晋名僧,常山扶柳(今河北省冀县)人。他出身士族,由于世乱,早丧父母,由表兄孔氏抚养。道安天资聪颖,七岁读书,便这目成诵。十五岁,已通达五经六义,于是转而习学佛法。十八岁出家,因其形貌黑丑,不为师傅所重,命其务农耕作,道安勤勤恳恳,毫无怨言;且学业努力,不误斋戒。几年后,才求师借阅佛经。他白天带经下田,当晚即能背诵,一字不差。其师大为惊异,从此改变态度,送他去受具足戒,并允许他出外任意参学。在游学时,他在后赵的邺都(今河北临漳)中寺遇到被石虎尊奉为“大和上”的佛图澄,疆一见安便大加赏识,相语终日。众人见道安形貌不称,全都轻怪。澄对众人说:此人远识,非尔等可比。道安从此拜澄为师,研究禅观之学,同时也研究般若学。佛图澄讲学时,道安每有复讲.众人纷纷提出疑难,道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四座震惊。故有“漆道人,惊四邻”之美誉。
  佛图澄死后,后赵内乱。道安避乱到山西?泽(今山西临汾),研学、注释《阴持入经》《道地经》等。后又转至飞龙山(今河北涿鹿县),遇僧光等人。僧光对禅定极有研究,道安时亦声名卓著,颇有影响,故两人相见恨晚,互相研讨,宣传佛图澄学说。后应赵主石遵之请,返回邺都华林园,说经传教。不久,石遵被杀,道安率众于战乱中转至邺都西北牵口山,又和佛图澄的另一高足法汰在山西境内弘化,并在太行恒山建寺立塔。因当时战乱不息,道安又率众入王屋女林山。不久,渡黄河到河南陆浑(今嵩县)。后东晋名士习凿齿自襄阳致书道安,请他南下弘法,道安于是率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南下襄阳。在襄阳,他与习凿齿相遇,见面时,互报姓名,一个言“四海习凿齿”,一个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对。道安在襄阳15年,专门讲习般若,搜集、整理经典,注意培养弟子,广泛传播教义,颇有建树。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前秦苻坚攻下襄阳,道安被劫入关中。苻坚认为他以十万大军拿下襄阳,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人为释道安,半人乃习凿齿。苻坚既得道安,对他十分敬重,视作“神器”,请为上宾,以辅助治国。道安住在长安五重寺,一面主持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一面组织和参与译经。当时他有僧徒数千人,成为前秦佛教的领袖。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二月,道安圆寂于长安五重寺。
  道安对中国佛教所作的贡献是卓越的。在中国佛教史上,他在以下方面可冠之以“最”。
  最早的热心传教者道安非常重视传教。在襄阳期间,除了从事佛学的研究与著述外,每年还讲两次《放光般若经》,“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可见当时法席之盛。他有弟子数百人,其中慧远、僧慧、僧叡等都曾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自己说法传经,他还派遣徒众到各地大弘佛教。他应习凿齿之请,南下弘法走到新野时,为广布教化,便命法汰率领弟子昙一、昙二等四十余人去扬州,又命法和去四川,然后自己再率众去襄阳。
  最早的僧伽制度建立者道安之前,佛僧戒律很不完备,而当时又法席颇盛,徒众猛增,僧伽内部出现了不少问题,于是就不能不制定僧规。当时的道安已“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故承担了制定“僧尼轨范”的重任。当时所定的“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是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是常日六时行道(日三时,夜三时)、饮食唱时之法;三是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当时天下寺舍普遍遵行,颇有成效。习凿齿致谢安书有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见《高僧传》卷五)道安制定的戒规,对后世影响也很大,乃为中国僧制之始。
  魏晋之际,僧徒多以“支”“安”“竺”“康”为姓,或标其所生之国名,或出家后袭其师姓。道安率先提出:大师之本,莫遵释迦,凡出家为僧,均为继承“释迦”种姓,故应皆姓释氏。此说一时未能得众僧首肯。待《增一阿含经》译出,其中有“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之语,众始信,皆应其倡,僧人法名以“释”为姓,蔚然成风(见《高僧传》卷五)。
  最早的系统经录的编纂者至东晋,佛典翻译之业已逐步兴盛,译者和译经均日见增益。但译经质量参差不齐,失译现象亦多见,又有“伪经”出现①。针对这种状况,道安着手整理和编纂经籍目录,共分七个部分,后人称之为《综理众经目录》(或《道安录》、《安录》)。此录早已失佚,但梁僧祐作《出三藏记集》时已将其内容全部收入。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经录,对后世影响很大,为中国佛教目录学奠定了基础。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卷二评价道:“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可见其功。
  最早的佛经注释者东晋时期,虽然汉译佛典之数量已相当可观,但所译的经文,却往往索解不易,而讲说佛经者,又每每仅叙其大意,以便转读。道安在组织译场,主持译经的同时,考校译本、诠解文义,注释佛经凡二十余卷。僧祐又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赞其曰:“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多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其积极意义不仅在于以后的佛典的注疏,而且影响了中国的训访学,训诂史上的“义疏”之学就与佛典注疏有很密切的关系。②
  最早的翻译经验总结者道安在长安之际,苻坚曾组织翻译佛经,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而其中起作用最大的是道安。他不仅聘请外国名僧,协助他们译出大批佛经,如昙摩难提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鸠摩罗跋提译出《毗昙心论》《四阿鋡暮抄》;僧伽提婆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等,而且自己亲自参加翻译工作。在他主持翻译的前后,共译出佛经14部183卷,“百余万言”。正因为他能亲自参加译场的工作,亲身实践,并常与沙门法和等人“铨定音字,详核文旨”,使不正确的译文“获正”。所以,他在翻译上的认识日见加深,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翻译学上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理论,“五失本”为:胡语(梵文)词序颠倒,译时须改从汉语语法,一失本也;梵经质朴,汉人喜华美,要使读者满意,译文须作一定的修饰,二失本也;梵经中同一意义,往往反复再三,译时须加以删削,三失本也;梵经于结尾处,要作一小结,将前文复述一遍,或千字,或五百,译时亦须删去,四失本也;梵经中话已告一段落,将要另谈别事时,又把前话简述一遍,然后开始,译时则又须删除,五失本也。“三不易”乃:圣人乃依时之习俗而言,古今习俗有异,要使古俗适应今时,一不易也;把古圣先言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识者,二不易也;释迦佛祖涅槃后,弟子阿难造经时尚且极为慎重,现在由平凡人来传译,三不易也。这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在中国翻译史上有很大影响。
  除以上“五最”之外,道安还可冠之“一最”,即他是般若学“六家七宗”中“本无宗”的创立者。自东汉末年支讖传译《道行般若经》等以来,逐渐形成两晋佛教的主要理论般若性空说。道安之所译、所注、所研究,正是为了宣传般若学说。为了便于中国人理解,道安使用了不少儒、道,特别是老庄玄学的语言、概念来阐释佛教教义,建立了“本无宗”的般若理论体系,这在当时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
  戒、定、慧“三学”,概括了全部的佛教内容,对修习佛道来说,是成佛的梯航,《出三藏记集》卷十一就载有道安《比丘大戒序》的解释:“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道安在此三方面造诣颇深,有卓越的“见解”。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学佛者应戒为基础,而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可以有“开缘”;修禅所达的境界,可以使修禅者忘我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其精神实质,如此,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可见,道安在中国佛教基本理论学说的完善上是卓有贡献的,故在中国佛教史上,他被僧徒们称为“完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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