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道人”——道安其人其事

禅海一粟

在中国早期佛教史上，有一位学识渊博，视野宏运，敢于创新，建树颇丰，为佛教在中国的弘传、发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的佛教领袖，他就是“漆道人”——道安。
　　道安，东晋名僧，常山扶柳（今河北省冀县）人。他出身士族，由于世乱，早丧父母，由表兄孔氏抚养。道安天资聪颖，七岁读书，便这目成诵。十五岁，已通达五经六义，于是转而习学佛法。十八岁出家，因其形貌黑丑，不为师傅所重，命其务农耕作，道安勤勤恳恳，毫无怨言；且学业努力，不误斋戒。几年后，才求师借阅佛经。他白天带经下田，当晚即能背诵，一字不差。其师大为惊异，从此改变态度，送他去受具足戒，并允许他出外任意参学。在游学时，他在后赵的邺都（今河北临漳）中寺遇到被石虎尊奉为“大和上”的佛图澄，疆一见安便大加赏识，相语终日。众人见道安形貌不称，全都轻怪。澄对众人说：此人远识，非尔等可比。道安从此拜澄为师，研究禅观之学，同时也研究般若学。佛图澄讲学时，道安每有复讲．众人纷纷提出疑难，道安挫锐解纷，行有余力，四座震惊。故有“漆道人，惊四邻”之美誉。
　　佛图澄死后，后赵内乱。道安避乱到山西?泽（今山西临汾），研学、注释《阴持入经》《道地经》等。后又转至飞龙山（今河北涿鹿县），遇僧光等人。僧光对禅定极有研究，道安时亦声名卓著，颇有影响，故两人相见恨晚，互相研讨，宣传佛图澄学说。后应赵主石遵之请，返回邺都华林园，说经传教。不久，石遵被杀，道安率众于战乱中转至邺都西北牵口山，又和佛图澄的另一高足法汰在山西境内弘化，并在太行恒山建寺立塔。因当时战乱不息，道安又率众入王屋女林山。不久，渡黄河到河南陆浑（今嵩县）。后东晋名士习凿齿自襄阳致书道安，请他南下弘法，道安于是率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南下襄阳。在襄阳，他与习凿齿相遇，见面时，互报姓名，一个言“四海习凿齿”，一个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对。道安在襄阳１５年，专门讲习般若，搜集、整理经典，注意培养弟子，广泛传播教义，颇有建树。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３７９），前秦苻坚攻下襄阳，道安被劫入关中。苻坚认为他以十万大军拿下襄阳，只得到一个半人，一人为释道安，半人乃习凿齿。苻坚既得道安，对他十分敬重，视作“神器”，请为上宾，以辅助治国。道安住在长安五重寺，一面主持几千人的大道场，经常讲说，一面组织和参与译经。当时他有僧徒数千人，成为前秦佛教的领袖。苻坚建元二十一年（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３８５）二月，道安圆寂于长安五重寺。
　　道安对中国佛教所作的贡献是卓越的。在中国佛教史上，他在以下方面可冠之以“最”。
　　最早的热心传教者道安非常重视传教。在襄阳期间，除了从事佛学的研究与著述外，每年还讲两次《放光般若经》，“四方之士，竞往师之”，可见当时法席之盛。他有弟子数百人，其中慧远、僧慧、僧叡等都曾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自己说法传经，他还派遣徒众到各地大弘佛教。他应习凿齿之请，南下弘法走到新野时，为广布教化，便命法汰率领弟子昙一、昙二等四十余人去扬州，又命法和去四川，然后自己再率众去襄阳。
　　最早的僧伽制度建立者道安之前，佛僧戒律很不完备，而当时又法席颇盛，徒众猛增，僧伽内部出现了不少问题，于是就不能不制定僧规。当时的道安已“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故承担了制定“僧尼轨范”的重任。当时所定的“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是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是常日六时行道（日三时，夜三时）、饮食唱时之法；三是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当时天下寺舍普遍遵行，颇有成效。习凿齿致谢安书有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见《高僧传》卷五）道安制定的戒规，对后世影响也很大，乃为中国僧制之始。
　　魏晋之际，僧徒多以“支”“安”“竺”“康”为姓，或标其所生之国名，或出家后袭其师姓。道安率先提出：大师之本，莫遵释迦，凡出家为僧，均为继承“释迦”种姓，故应皆姓释氏。此说一时未能得众僧首肯。待《增一阿含经》译出，其中有“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之语，众始信，皆应其倡，僧人法名以“释”为姓，蔚然成风（见《高僧传》卷五）。
　　最早的系统经录的编纂者至东晋，佛典翻译之业已逐步兴盛，译者和译经均日见增益。但译经质量参差不齐，失译现象亦多见，又有“伪经”出现①。针对这种状况，道安着手整理和编纂经籍目录，共分七个部分，后人称之为《综理众经目录》（或《道安录》、《安录》）。此录早已失佚，但梁僧祐作《出三藏记集》时已将其内容全部收入。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经录，对后世影响很大，为中国佛教目录学奠定了基础。僧祐在《出三藏记集》卷二评价道：“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可见其功。
　　最早的佛经注释者东晋时期，虽然汉译佛典之数量已相当可观，但所译的经文，却往往索解不易，而讲说佛经者，又每每仅叙其大意，以便转读。道安在组织译场，主持译经的同时，考校译本、诠解文义，注释佛经凡二十余卷。僧祐又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赞其曰：“安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多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其积极意义不仅在于以后的佛典的注疏，而且影响了中国的训访学，训诂史上的“义疏”之学就与佛典注疏有很密切的关系。②
　　最早的翻译经验总结者道安在长安之际，苻坚曾组织翻译佛经，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而其中起作用最大的是道安。他不仅聘请外国名僧，协助他们译出大批佛经，如昙摩难提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鸠摩罗跋提译出《毗昙心论》《四阿鋡暮抄》；僧伽提婆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等，而且自己亲自参加翻译工作。在他主持翻译的前后，共译出佛经１４部１８３卷，“百余万言”。正因为他能亲自参加译场的工作，亲身实践，并常与沙门法和等人“铨定音字，详核文旨”，使不正确的译文“获正”。所以，他在翻译上的认识日见加深，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提出了翻译学上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理论，“五失本”为：胡语（梵文）词序颠倒，译时须改从汉语语法，一失本也；梵经质朴，汉人喜华美，要使读者满意，译文须作一定的修饰，二失本也；梵经中同一意义，往往反复再三，译时须加以删削，三失本也；梵经于结尾处，要作一小结，将前文复述一遍，或千字，或五百，译时亦须删去，四失本也；梵经中话已告一段落，将要另谈别事时，又把前话简述一遍，然后开始，译时则又须删除，五失本也。“三不易”乃：圣人乃依时之习俗而言，古今习俗有异，要使古俗适应今时，一不易也；把古圣先言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识者，二不易也；释迦佛祖涅槃后，弟子阿难造经时尚且极为慎重，现在由平凡人来传译，三不易也。这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在中国翻译史上有很大影响。
　　除以上“五最”之外，道安还可冠之“一最”，即他是般若学“六家七宗”中“本无宗”的创立者。自东汉末年支讖传译《道行般若经》等以来，逐渐形成两晋佛教的主要理论般若性空说。道安之所译、所注、所研究，正是为了宣传般若学说。为了便于中国人理解，道安使用了不少儒、道，特别是老庄玄学的语言、概念来阐释佛教教义，建立了“本无宗”的般若理论体系，这在当时是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
　　戒、定、慧“三学”，概括了全部的佛教内容，对修习佛道来说，是成佛的梯航，《出三藏记集》卷十一就载有道安《比丘大戒序》的解释：“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道安在此三方面造诣颇深，有卓越的“见解”。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学佛者应戒为基础，而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可以有“开缘”；修禅所达的境界，可以使修禅者忘我而造成世界的安乐，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研究般若经典不能单用“考文”、“察句”的方法，而要披开繁复的文句体会其精神实质，如此，才不至于把虚豁的真如或本无当作能生万有的第一因，也才能把第一义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义理表现在行动上。可见，道安在中国佛教基本理论学说的完善上是卓有贡献的，故在中国佛教史上，他被僧徒们称为“完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