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氏易林说

bj2008

焦氏易林说解

bj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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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成君

bj2008 发表于 2022-2-7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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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汉易为假，尤以焦氏易林为首，请问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bj2008

就是交流而已

bj2008

，《焦氏易林》的卦构复杂的程度超过以往。笔者曾在西安半坡遗址亲眼看到原始人带的一个簪子。约两公分宽三公分多长，上有六个由阴阳爻组成的卦围成一圈。这些卦有的由三爻组成，有的由两爻组成，有一个是一爻。这说明六十四卦之前不仅出现过八卦，还可能出现过六卦、四卦、甚至两卦。每一卦在六爻三爻之前很可能有过两爻一爻。可见，六十四卦有一个由少到多由简到繁漫长的衍生过程。为什么？仅仅使用阴阳两端，对生活简单的原始人还可以，但随着人类生活日益丰富、交往日益频繁与扩大、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两端俞益不足以应对。于是两爻变三爻，三爻变六爻，两卦变四卦，四卦变八卦，然后是六十四卦。每一卦内又有“比、”“应”、“承”“乘”“六位”、“当位”、“不当位”、“变爻”、“不变爻”、“互体”等等。此外，八卦所代表的事物越来越多。在先秦，除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外还有动物马、牛、龙、鸡、豕、雉、狗、羊，身体的部位首、腹、足、股、耳、目、手、口。在具体解释事物时还可根据需要用八卦与方位、景物、兵器、农具、日用品、人的禀性等等相附会。到了汉代，社会生活更加丰富，需要附会的东西更多。六十四卦也不够用，于是焦延寿的老师孟喜将《周易》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中的《天文训》和《时则训》几篇讲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等气候变化之说附会在一起，提出其卦气说。这样，《周易》的应用范围一下子扩展到更大。所能解释的物候方面的现象如：阴、晴、晦、明、清、浊、雨、雪、雹、雾、霜、凌、冷、热、冻、烤、闷、爽、湿、燥、草、木、鸟、兽、鱼、虫、鸣、吼、默、唧、……等等不可胜数。很可能受《周易》中“变爻”生出“本卦”到“之卦”法则的启发，《焦氏易林》的作者用一种方式使《周易》的卦构更加复杂化，能够应对的疑难问题大大增加。作者不再讨论每一爻，而是直接用卦说明事物。每一卦内又衍生出六十四个之卦，如乾卦有乾之乾、乾之坤、乾之屯、乾之蒙、乾之需、乾之讼、……一直到乾之未济。坤卦有坤之乾、坤之坤、坤之屯、坤之蒙、坤之需、坤之讼、……一直到坤之未济。六十四乘以六十四等于四千零九十六。按原来只看每卦中的爻，一卦有六爻，六十四乘以六才三百八十四爻。四千零九十六比三百八十四能够应对的事物要多得多。当然，在旧法则中根据“变爻”也能使每一“本卦”变出另六十三个“之卦”。但《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含义固定，所以由“本卦”到“之卦”的“之卦”含义也是固定的。无论由“乾”之“坤”还是“屯”之“坤”还是“蒙”之“坤”，“坤”的含义都是一样的。“之卦”虽有四千多个，但只有六十四种含义。而《焦氏易林》的“之卦”含义却不固定。如：在《周易》中只有“谦”卦的卦辞爻辞都是吉利的。但在《焦氏易林》中作为“之卦”的“谦”卦有吉有凶。如《乾之谦》：“山险难登，涧中多石，车驰轊击，载重伤轴，担负差踬，踠跌右足。”这段卦辞显示出不吉利。《坤之谦》：“修其翰翼，随风向北；至虞夏国，与舜相得；年岁大乐，邑无盗贼。”这段卦辞显示出吉利。《屯之谦》：“甘露醴泉，太平机关；仁德感应，岁乐民安。”这段卦辞又显示出吉利。《需之谦》：“丧宠益尤，政倾家覆；我宗失国，秦灭周室。”这段卦辞又显示出不吉利。其他所有的“之卦”都是吉凶不确定。所以，《焦氏易林》的四千零九十六个“之卦”的含义种类远远多于以往的六十四种，所能应对的事物自然要多得多。《汉书·京房传》载：焦延寿在梁王手下，“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唐代王俞在《易林原序》中说焦延寿以《易》推“邑中隐伏之事皆预知其情。”焦氏的易推是否真的像前人渲染的那样准，现无从考证，但笔者以为，就《焦氏易林》的卦构比以往复杂来说，其所能应对的事物比以往数量的确要大得多。加之焦氏是平民知识分子，生活在基层，受梁王重用也是做基层工作，对基层百姓的陈芝麻烂谷子事情的类别和发生规律定相当熟悉，推论起来准确度高毫不奇怪。

第二，《焦氏易林》有着相当浓厚的平民色彩。《汉书·京房传》载：焦延寿“以好学得幸梁王。梁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吏，察举补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留秩，卒于小黄。”这些记载透露出焦氏来自下层社会，没有政治和家族背景，靠的是勤奋和智慧。焦氏是基层小官，与民众贴近，对民众有深厚感情，真心为民众办事，所以深得民众信赖和爱戴。《焦氏易林》中记载的民众生活非常丰富。关于农业，“膏泽肥壤，农人丰敞，利居长安，历世无患。”（《坤之咸》）这表达了农民对肥沃土地的渴求。“仓盈庾亿，宜种黍稷，年丰岁熟，民得安息。”（《坤之恒》）这表达了农民对丰收的渴望。农民害怕自然灾害：“阳旱炎炎，伤害禾谷，穑人无食，耕夫叹息。”（《乾之睽》）“螟虫为贼，害我五谷，箪笥空虚，家无所食。”（《坤之革》）“树栽藿豆，为鹿兔食，君不慎护，秋无收入。”（《屯之归妹》）除自然灾害外，还有统治者的“虐政”加害。“岁饥无年，虐政害民；乾溪骊山，秦楚结冤。”（《坤之大壮》）对农民在虐政下的痛苦之状作者有细致描写。“玄黄虺，行者老疲，役夫憔悴，喻时不归。”（《乾之革》）“陟岵望母，役事不已；王政靡监，不得相保。”（《泰之否》）役夫在外煎熬，亲人在家痛苦地思念。“持刀操肉，对酒不食。夫行从军，少子入狱。抱膝独宿。”（《坤之既济》）这是一个做好节日饭的妇人思念亲人的情景。“三女求夫，不见复关；伺候山隅，长思忧叹。”（《乾之家人》）一家三个女婿或是同村三个要好的姐妹的夫婿当差应归未归，期盼已久的妻子们只得对山窝长思忧叹。

作者还记载了农民生活的其他琐事。农民嫁女都想找个好人家。“东齐郭庐，嫁于洛都，俊良美好，媒利过倍。”（《坤之坎》）姑娘想找好人家固然没错，但也不能期望值过高。“姊妹本居，与类相扶，愿慕群丑，不离其友。”（《坤之家人》）女人（可能是妻与丈夫周围其他女人）之间的吃醋斗气：“东壁余光，数暗不明；主母嫉妒，乱我事业。”（《大壮之恒》）“思体同恩，各有所属；西邻孤媪，欲寄我室；主母骂詈，求子不得。”（《蒙之泰》）“白茅酾酒，灵巫拜祷，神嗜饮食，使君寿考。”（《兑之咸》）这是百姓家里用土酒、请土巫进行的祭神活动。“瘤瘿秃疥，为身疮害，疾病癃残，常不属远。”（《坤之大过》）这是常见疾病的描绘。“失意怀忧，如幽狴牢，亡子丧夫，附托寄居。”（《比之否》）这位“亡子丧夫”的妇人景象十分凄凉。

作者还记载了其他种类的劳动。如养蜂，“虿室蜂户，蛰我手足；不可进取，为身害咎。”（《屯之明夷》）养蚕，“饥蚕作室，丝多乱绪，端不可得。”（《兑之坎》）打渔，“敞笥在梁，鲂逸不禁，渔父劳苦，连室乾口。”（《坤之履》）种树，“老杨日衰，条多枯枝，爵级不造，遂乃摧。”（《蒙之讼》）赶集，“日中为市，各持所有，交易资贿，函珠怀宝，心悦欢喜。”（《丰之贲》）经商，“江河淮海，天之都市；商人受福，国家饶有。”（《渐之涣》）总之，焦氏对社会最基层的百姓生活既熟悉又有深厚的感情。

焦氏的平民色彩也有其当时的社会背景。儒家初创时只注重游说人主。对普通民众虽同情而不太接近，甚至表现出某种轻视。汉代前期的儒者陆贾、贾谊等仍是如此。汉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为了从精神上确立自己的统治，需要关注百姓的精神生活，有意识表彰民众中道德表现突出者。儒家要想走出书斋大规模用世，也不能不与基层百姓生活相联系。汉武帝时，儒者兒宽深入基层，能用儒道与百姓生活相结合，成效颇为可观。史载“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宽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汉书·兒宽传》）兒宽习《尚书》，能领会儒道精神，化为操作能力，解决具体问题，使儒道于治内深入百姓，既受百姓拥戴，又得人主首肯。其可示于诸儒者乃是将抽象的儒道与民众具体问题的解决相结合。儒道的广泛推行需要大量兒宽。而大量兒宽的出现有赖于儒生们学风的转变。董仲舒是这一转变的重要促成者。董仲舒学术的特点是形上与形下有机结合。首先，形上不脱离形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在儒家诸经中《春秋》是史，本身就有寓事明道之特征。董仲舒说：“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书》著功，故长于事”（《春秋繁露·玉杯》）治人属微观角度，治事属宏观角度，董仲舒两者都讲。但儒家原来就讲宏观，董氏能重视微观更显可贵。董氏民间决狱，就在民间鸡吵鹅斗的细事中谈《春秋》大义。《太平御览》卷之六百四十载：“董仲舒决狱曰：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当枭首。’议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也不当坐。”又曰：“甲夫乙将舡，会海盛风，舡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当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刺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衍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关于董仲舒决狱，《汉书·艺文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隋书·经籍志》列其《春秋决事》十卷。今皆亡佚。董氏不是脱离百姓生活的空谈家，而是关注实际、处理具体问题的实干家，故能将春秋大义寓于民间纠纷的处理中。其次，形下隐含形上。董仲舒将儒道运用于具体事物的同时，又从具体事物中提取出《春秋》大义。种不种麦本属农民技术和生产经营问题,董仲舒将其提到《春秋》之义的高度。他上书说：“《春秋》他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汉书·食货志上》）元光元年二月，京师雨雹。董仲舒答鲍敝雨雹之理认为，雹生于阴阳之气不调。“政多纰缪，则阴阳不调，风发屋，雨溢河，至牛目雹杀驴马，此皆阴阳相荡而为祲沴之妖也。”（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董子全书·雨雹对》）雹隐含阴阳之道，阴阳协调与否牵乎人主政治。董仲舒这里不免陷入牵强附会，以至以附会辽东高园雷击之事而被加罪。但其形下之事与形上之道结合的思路表明，大思想家也重视儒学走入百姓日常生活。还有，焦延寿的老师孟喜的卦气说中与各卦相附会的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和焦延寿的学生京房的纳甲、纳支说中与各卦相附会的天干地支更与百姓农业生活紧密相关。这些说明，推动儒学进入民间的有许多人，焦延寿是其中一分子。但仍须注意，比起兒宽、董仲舒、孟喜、京房，焦氏的平民色彩最浓。《汉书》中无单列焦延寿传记，或许因为焦氏只沉在基层，是普通民众中一分子，故未能引起只关注上层事变的史家的重视。《汉书·儒林传》第五十八说：“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刘向以焦延寿的学说为隐士之说。隐士当然是隐于平民中。元代马端临甚至认为，“焦氏《易》固无所本，说焦《易》出孟氏固谬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四十六》）所谓“固无所本”更说明焦氏《易》是民间野生的。

bj2008

bj2008 发表于 2022-2-9 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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