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何时开始有稿酬制度？史书尚未找到确切记载。中国有些成语，如“洛阳纸贵”、“一字千金”似乎说的都是文章的价值。“洛阳纸贵”说的是晋代作家左思的事。左思写成《三都赋》，时人竞相传写阅读，洛阳纸价因而暴涨。《晋书·文苑传》载：“左思欲赋三都，移家京师，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构思十年，赋成。皇甫谧为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一字千金”所记之事更早一些，说的是战国后期吕不韦的事。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记，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天》。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南朝梁人钟嵘《诗品》卷上：“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不过以上两个典故谈到的还不是稿酬。《三都赋》热的那阵子，左思是否因此发了一笔财，不得而知。要是现在左思可是要走上法庭，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了。至于吕丞相，除了显示自己的文韬伟略之外，并没有任何诚意请读书人对《吕氏春秋》说三道四。

　　史书记载第一个公开索要稿酬的当属《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晋书·陈寿传》载：有人请陈寿为其父立传。陈寿说：“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晋书》写陈寿这一段就带着十分鄙视的口气。后来更有不少文人学者千方百计地为陈寿“洗污”。《晋书》上的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反映当时有些文人为人作传索取报酬的参考材料。

　　稿酬在中国古代的别名又叫“润笔”。“润笔”一词早见于《隋书·郑译传》。郑译（公元550-591年）为皇帝作诏书，有人戏语“笔乾”。译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这虽是一个笑话，但仍然可见当时的主流文化对稿酬的排斥。

　　唐代文学家韩愈是文章泰斗，但他为人写作传记的开价是很高的。《新唐书·韩愈传》载：韩门弟子刘义，拿走了韩愈的黄金数斤，还说了一通调皮话：“此谀墓中人得来。”刘禹锡《祭韩吏部文》说：“公鼎候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同时代的皇甫缇为裴度写了一篇《福生寺碑》，全文三千字，每字要缣帛三匹，共收了九千匹。唐朝的文章的确值钱。但只要拿了钱，哪怕是大名鼎鼎的韩愈也要被自己的弟子奚落。

 

黄宗羲写钱谦益靠润笔解决自己的丧葬费使人感到非常刻薄。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公元1582—1664），先投靠权奸马士英得到高官厚禄。清兵南下时，又屈节降清。传说他因改明服为清服，明朝的领式，清朝的袖风，而被人讥讽为“两朝领袖”。他晚年生活穷困潦倒，专门卖文为生，常自叹：“手穷欠钱债多，腹穷欠文债多”。他临死前正在为身后担心，恰好黄宗羲来访。黄宗羲《思旧录·钱谦益》云：“甲辰余至，值公病革，一见即云以丧葬事相托。余未之答。公言顾盐台求文三篇，润笔千金。亦尝使人代草，不合我意，因知非兄不可。余欲稍迟。公不可。即导余入书室，反锁于外。三文：一顾云华封翁墓志；一云华诗序；一庄子注序。余急欲出外，二鼓而毕。”据黄宗羲云，钱的丧葬费是靠他的三篇文章的稿酬解决的。

　　古代的“润笔”与近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稿酬或版税还有很远一段距离，但它都是文学商品化、写作职业化的滥觞。

　　明清两代的纸张印刷条件比以前有了进一步发展，作家每年编辑刊印自己的诗文集。读《儒林外史》就可以看到那时文人出书的种种风景。清初作家自行刻印的书有两种情况：一是著名文人所刻的诗文集之类，如汪琬、宋荣、王士祯的文体，都是当时工书法的人所写。他们自刻文集的目的，在于传播自己的文名。另一类是一些大学问家的学术著作，如顾炎武的《音学五类》、《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阎若璩的《潜邱札记》等，这些著作对当世影响大，求教的人多，主要是供教学之用。一般由个人出资，或亲友弟子出资代刻，印数极少。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很难为韬梁谋，所以皓首穷径，潜心科举，挤入仁途，搏取功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一旦仕途失意，纵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只能穷愁潦倒一生。曹雪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写文学巨著《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但由于无法将精神劳动转化为商品，曹雪芹的劳动成果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在穷困中，《红楼梦》还尚未完稿，就因幼儿夭折，感伤成疾，年不满半百，就在饥寒交迫中搁笔长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