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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13 21: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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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璋八与《五行大义》研究
刘国忠
日本学者中村璋八曾对汉代谶纬材料做了很多收集和研究工作, 其成果已久为国内学者所称道①。尤其是他与安居香山合编的《纬书集成》一书, 更是嘉惠士林, 故河北人民出版社已于1994 年将该书翻译出版, 从而方便了读者的利用。
这里所要介绍的, 是中村璋八几十年来对另一部中国古籍《五行大义》的研究成果。《五行大义》一书, 系隋代学者萧吉所著。萧吉的生平及主要著述见于《隋书?艺术传》和《北史?艺术传》。他曾以太常之职, 对古今阴阳书籍做了一番考定工作。《五行大义》就是他系统总结先秦、秦汉以来阴阳五行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
《五行大义》在中国的流传十分曲折, 该书在《旧唐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中均有著录(两唐志皆作《五行记》), 后来似乎就不再见于记载, 可能在宋、元时期就已亡佚。后来日本天瀑山人编辑《佚存丛书》时, 将此书收入, 该书才重新为国人所知。
同在中国的境遇相比,《五行大义》在日本的情形则要好得多。从《续日本纪》起, 该书在日本就开始有著录, 此后一直在日本流传不衰, 对日本社会曾起过很大的影响。
中村璋八最初研究的是纬书, 后来他意识到, 要真正认清纬书的面貌, 必须对纬书中的主导思想——阴阳五行学说有深刻的把握。在内野雄一郎的指点下, 他开始接触和研究《五行大义》, 写出了一系列的论文。在此基础上, 他陆续出版了以下四部专著: (1)《五行大义》(明德出版社, 1973 年)。(2)《五行大义的基础研究》(明德出版社, 1976 年)。本书也是中村璋八的博士论文。(3)《五行大义校注》(汲古书院, 1983 年; 台北武陵出版社, 1986 年)。(4)《五行大义全释》(上)( 明治书院, 1986 年)。目前,《五行大义全释》(下) 正在编辑出版之中, 本文主要根据这几部著作, 介绍和研究中村璋八对《五行大义》的研究成果。
《五行大义》的版本考察
由于《五行大义》很早就在中国佚失, 而在日本却一直流传不断, 目前日本有多少种《五行大义》的版本存在, 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这一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 而这也正是中村璋八探讨的一个重点。他曾在日本各地寻访, 得以接触众多《五行大义》的钞本、模写本和刊本, 并对它们做了仔细的校勘。这些经历, 中村璋八在《五行大义的基础研究》一书后记中有生动的叙述②。由于中村璋八的努力, 目前《五行大义》的版本流传情况已经基本清晰。
根据中村璋八的调查, 目前《五行大义》存在四个钞本系统, 它们是: 元弘相传本、高野山
本、天文钞本、天理图书馆所藏卷五零本。以下根据中村璋八的研究③ , 对这四种钞本作一简单的介绍。
(一) 元弘相传本, 该钞本一页8 行, 每行16 字, 是一个长约1 尺1 寸、宽约7 寸6 分的五帖折本。因该钞本各卷后有“元弘三年(癸酉) 闰二月廿五日 相传毕 智圆”几个字而得名(其中卷二缺“毕”字, 卷三缺“相传毕”三字), 现藏于爱知县丰川市的穗久迩文库。据中村璋八分析, 该钞本在元弘三年(1333 年) 时就已存在, 但钞写的具体时间和钞写者已无法判断。
元弘相传本的正文行间有近100 条校记, 另外, 该钞本的表记(头注、脚注)、背记中有大量的笺注, 这些笺注引用了180 多种传世和后来佚失的古籍, 另外还有许多图表。据统计, 这些表记和背记总共有1650 多条, 它们对于理解《五行大义》的正文和了解我国古书的情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元弘相传本的模写本有神宫文库本和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模写本。其中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的模写本仅有《五行大义》的序。
元禄12 年(1699 年), 一色(前田) 时栋将元弘相传本的正文刊印, 这就是所谓的元禄刊本。到宽政11 年(1799 年), 林述斋(天瀑山人) 又根据元禄刊本, 将《五行大义》收入《佚存丛书》中。《佚存丛书》传到中国后, 许宗彦认为该书用活字印行, 多有误舛, 遂加以校定后刊行。据统计, 许宗彦的这次改定涉及了407 处, 其中161 处比较接近元弘相本的原貌, 其他246 处则未免有独断之嫌。这个经许宗彦校改的本子即所谓嘉庆刊本。而后来《知不足斋》丛书、《常州先哲遗书》及丛书集成所收入的《五行大义》都基本上维持了嘉庆刊本的原貌。
(二) 高野山本。该本是一个每半叶7 行、1 行18-20 字的粘叶装本, 现藏高野山灵宝馆。据卷末“宝治二年九月中旬校点之”的记载, 可知是宝治二年(1248 年) 以前的古钞本, 可惜仅剩下第五卷。
高野山本是与元弘相传本异系统的一个钞本, 拿仅存的第五卷与元弘相传本相比, 就有466 处不同, 可以订正通行本的许多错误。另外, 该钞本中还有80 多条校语, 记载了其他本子的情形。
高野山本在我国国内有模写本, 该模写本原为杨守敬所有,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 天文钞本。该钞本每页8 行, 每行15 字, 书写在框内, 共5 册, 袋装, 是一个完整的古钞本, 现藏于天理图书馆。该本是天文10 年(1541 年) 由卜部兼右钞写而成, 后来他还加以校正。但天文钞本所根据的钞本还有更早的来源, 可以一直追溯到康治元年(1143 年) 藤原赖长所藏本。
同元弘相传本相比, 天文钞本的不同之处极多, 计有: 卷一有183 处, 卷二有236 处, 卷三有260 处, 卷四有251 处, 卷五有432 处, 共达1362 处, 因而天文钞本是元弘相传本系统之外唯一完整的善本, 能对元弘相传本系统具有重要的订正作用。
天文钞本与高野山本相异之处也不少, 仅卷五就有340 处。但相比较而言, 天文钞本还是与高野山本更为接近。
此外, 天文钞本正文的行间里还有168 条校记, 记载了他本的情况; 另外还有音注73 条, 这些处也保存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天文钞本的模写本有阳明文库本和吉田文库本。
(四) 天理图书馆藏卷五零本。该钞本每半叶8 行, 每行18 字左右, 仅残存卷五的后半部分
(即从“第23 论诸人”到“论三十六禽”, 中间还有缺页、错页), 原为宝玲文库所收藏, 1961 年纳入天理图书馆中。
与元弘相传本系统相比, 天理图书馆所藏的卷五零本也有很多的不同, 仅残存部分的相异之处就达119 处, 而与高野山本和天文钞本比较接近。
从《五行大义》的版本源流来看, 目前我国国内所有的《五行大义》版本都是从佚存丛书本发展而来, 属于元弘相传本的系统(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模写本除外)。然而目前我国国内的《五行大义》版本已与元弘相传本有很大的距离, 不仅在文字上有许多错讹之处, 而且元弘相传本所具有的1650 多条表记和背记等材料也不复存在, 因而国内的各种《五行大义》刊本没有一个是善本。至于高野山本、天文本和天理图书馆所藏卷五零本也为国内闻所未闻。今后国内学者研究《五行大义》, 一定需要结合日本现存的各种版本和钞本中的丰富材料, 这样才能更好地认清《五行大义》的原貌, 正确理解《五行大义》的丰富内容。
《五行大义校注》的成就
中村璋八在研究《五行大义》的同时, 也一直在从事对《五行大义》的校注工作。1973 年明德出版社出版的《五行大义》, 就是他早期对《五行大义》加以校注的部分成果。在此基础上, 他继续努力, 终于完成了对《五行大义》全书的校注工作, 这就是汲古书院于1986 年出版的《五行大义校注》一书(为了行文方便, 以下简称《校注》)。
《校注》是以元弘相传本为底本, 在一些明显的错误之处根据天文钞本、高野山本和天理图书馆所藏卷五零本作了订正, 其他地方则维持元弘相本的原貌, 而将各种钞本、刊本的异同列于正文之上的空栏处, 而注解则写在正文之下的空栏处, 使人一目了然。
由于《校注》的底本元弘相传本有许多强于后来的刊本之处, 而且中村璋八又遍引天文钞本、高野山本、天理图书馆藏卷五零本加以校勘, 因而《校注》的原文具有许多优点, 可以纠正中国所能见到的各种刊本中的许多错误。
一种情况是元弘相传本不误, 而后来的各种刊本出现了错误。比如卷三《论五事》“冬气泄则不寒”中的“寒”字, 各刊本皆误作“塞”。卷五《论诸官》“故尊官取其始数”, 其中的“始”字佚存丛书本误作“祀”, 嘉庆刊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常州先哲遗书》本、丛书集成本将“祀”字改为“初”, 虽意思接近, 但已非钞本之旧貌。
另一种情况是元弘相传本和各刊本皆误, 需以其他钞本校正。比如卷五《论三十六禽》“木始生软, 得水淹没, 故腐朽也。”其中的“软”字, 元弘相传本和各刊本皆误作“敷”, 天文钞本和高野山本则作“软”; 又如卷五《论诸官》“因六气而设六府也”以及《论诸神》“阴气含阳”, 元弘相传本和各刊本皆把“气”字误为“无”, 天文钞本作“气”, 高野山本作“ ”,“ ”与“气”同, 作“无”者则为“ ”字之讹。再如卷二《论四时休王“囚时弥恶”中的“弥”字, 元弘相传本、元禄刊本、佚存丛书本作“於”, 知不足斋本、嘉庆刊本等改作“已”, 只有天文钞本作“弥”字。象这类刊本中的失误之处,《校注》都一一作了说明。
《校注》的另一特色是对《五行大义》原文作了许多注释, 对于我们了解《五行大义》正文的出处和理解文句极有帮助, 如《五行大义》序中所言“登山始见天高, 临壑方觉地厚。不闻先圣之道, 无以知学者之大。”中村璋八注出类似言语见于《荀子?劝学》:“故不登高山, 不闻先王之遗言, 不知学问之大也”。又如卷一《论五行及生成数》“阴阳各有合, 然后气性相得, 施化行也”, 中村璋八引用《春秋左传正义》所引郑玄的一大段话加以疏释, 这些都很便于读者的利用。
当然,《校注》的注释工作还可以进一步深入, 有许多《五行大义》明显套用古人的话语,《校注》并没有指出。如卷一《论九宫数》“蛮夷虽无君臣之序, 亦有决疑之卜, 或以金石, 或以木草”, 类似话语亦见于《史记?龟策列传》。又如卷一《论纳音数》“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 显然套用了《诗经?大雅?荡》篇的诗句。另外,《校注》的标点断句也间有可商榷之处, 这些还可以在将来有所改进。
其他研究简评
除了对《五行大义》版本的考察以及对原文的校注以外, 中村璋八还对《五行大义》做了不少研究工作, 主要是研究《五行大义》在日本的传入经过和它在日本的影响, 此外他还对《五行大义》引用经书的情况作了考察。这两部分内容成为了《五行大义的基本研究》一书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主要内容。
《五行大义》传入日本的时间很早, 据中村璋八研究, 在日本典籍中最早出现《五行大义》这一书名的是《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元年(757 年) 的记述。当时对日本一些搞阴阳学说的人来说, 《五行大义》已成为他们的必备之书。此后,《五行大义》一书在日本屡见记载和引用, 中村璋八把这些材料一一加以搜集分析, 探讨了《五行大义》对平安贵族文化、阴阳道、神道说、佛教以及其他诸家的影响, 对于我们认识《五行大义》在日本的传播和它在日本思想史中的地位极富有启发性。
与此同时, 中村璋八对《五行大义》一书本身也做了不少探讨。由于《五行大义》引用了160 多种文献, 共有600 多条引文, 几乎占了《五行大义》全书一半以上的份量, 中村璋八认识到这些引文对于研究各种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遂积极从事于对这些引文, 尤其是与经书相关的引文的研究, 他统计了引用《诗》、《书》、《易》、《礼》等书的引文数目, 对比了它们与传世本的异同, 并对萧吉所见到的各种文献的原有面貌做了一些推测。
在《五行大义的基础研究》一书之后, 中村璋八还写有不少相关的论文, 如《关于〈五行大义〉中有关道教的资料》④、《五行大义与道教》⑤、《阴阳五行说与典座教训》⑥、《神宫与五行大义》⑦等, 由于笔者未能见到这些论文, 在此无法多作讨论。
总起来看, 中村璋八对《五行大义》在文献学方面做了许多细致入微的工作,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相比较之下, 对于阴阳五行思想本身的研究则略嫌不足。作为一部系统总结阴阳五行思想的专著,《五行大义》中的阴阳五行理论与传世古籍的相关论述是基本一致的, 但比它们更全面, 更系统化。而近年来发现的大批竹简帛书中的阴阳数术材料也可以结合《五行大义》及其它相关文献加以说明, 因而《五行大义》还是我们解开秦汉魏晋时期学术思想的一把重要钥匙, 如能把文献学的研究和五行思想的研究相结合起来, 就可更好地发挥《五行大义》一书的作用, 而《五行大义》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也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
近年来,《五行大义》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学人的重视。法国学者M arc?Kali2
now ski 已将本书译为法文⑧ , 台湾的曾武雄也正在从事《五行大义》的研究⑨ , 大陆的许多学者也常引用《五行大义》中的丰富材料, 而中村璋八对《五行大义》所做的众多工作已为我们进一步利用和研究《五行大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他的《五行大义校注》、《五行大义的基础研究》等书如能在国内出版, 一定能够推进国内对《五行大义》及阴阳五行学说的认识和深入研究。
① 如《纬书集成》, 汉魏文化研究会出版; 又《纬书的基础研究》, 国书刊行会, 昭和51 年。
② 见《五行大义的基础研究》页242 、页250 。
③ 此部分内容主要依据《五行大义的基础研究》第一章:《五行大义钞本、版本的研究》。
④ 《东方宗教》第49 号, 昭和52 年5 月。
⑤ 《驹泽大学外国语部研究纪要》第6 号, 昭和53 年3 月。
⑥ 《伞松》第421 号, 昭和53 年10 月。
⑦ 《瑞垣》第128 号, 昭和57 年12 月。
⑧ 《古代中国的宇宙论和占卜》(法文), 法兰西远东学院, 1991 年。
⑨ 见《五行大义校注》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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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目前最好的版本，拉倒吧，孤陋寡闻，一本现代的书，居然号称最好的版本！真是世风日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