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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9 13: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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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大屠纪实》
“文革”十年间，它以揪斗、横扫、酷刑、杀戮、武斗、流放、斗私之类数不胜数的花样到处肆虐，不仅在我们民族几乎每个成员的身上和心间留下巨大的创伤，而且更无比残暴地吞噬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如今又有人高喊“毛泽东思想万岁！”难道好了伤疤（何况又没有真的好了）就忘了痛吗！难道又想来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为了不忘记残酷的反人类的“阶级斗争”的教训。为了让我们华夏子孙们，永远不忘记这种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反人娄罪行，及防止类似暴行今后再次发生，拙笔收集了所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屠杀“黑五类”的调查文章，以防“阶级斗争天天讲，时时讲”的思想死灰复燃。
１９６６年“红八月”中，神州大陸的所谓“红五类”在“阶级斗争”的挑唆下，对“黑五类”展开大屠杀。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五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五类分子”；由一次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次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五类分子”个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的大屠杀。其时，先后有过“大兴大屠杀”、“广西大屠杀”、“钦州大屠杀”及“广西吃人狂潮”惨案发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惨案。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该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被杀绝。
《文革时期大兴屠杀调查》
作者中正
一 缘起
遇罗克在66年写的《出身论》里，列举当权者残害“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及其子女的手段，有过“残酷的‘连根拔’”一句，指的就是发生在66年8月、惨绝人寰的大兴县屠杀事件。
无奈的是，我们办的《中学文革报》寿命只有三个月，报纸也只出了七期，尽管每期都尽量揭露、抨击残害人类的法西斯暴行，毕竟篇幅太少、时间太紧，无法完成原订的计划。罗克被捕前甚至幻想编一本书，专门收集、揭露“文革”前后各种令人发指的兽行。
罗克入狱不久，我也被关进同一座监狱，恰巧牢房里关押着一个屠杀事件的行凶者。他虽然无颜宣传自己的丑行，但是其他难友忍不住要传播他耸人听闻的劣迹，并给他起了个“屠户”的外号。
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
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同时给在外面工作的“黑五类”发出通知，勒令他们必须回来接受“批判”。几天之后，男女青年就全部死亡了。
对于少年“黑五类”，他们也不放过。先是几天不给饭吃，饿到了一定时候，扔给这些少年几个茄子，看着他们争抢取乐。原计划等青年男女死了以后，就要折磨这些少年。后来上级发出了停止屠杀的指示。“屠户”们起先对“指示”没当回事，依旧每天都死人。
据“屠户”说，关押他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没有重视上级的指示。果然后来也没有对他严惩。相反，为无辜惨遭屠杀的“贱民”们鸣冤的罗克，却被毫不留情地判了死刑！ （编评：遇罗克在中共眼里犯有“同情黑五类罪”及报导真相而“触犯维护党的形象罪”，而斩立决）
大兴屠杀事件过后二十年，才有简短的报道出现在书刊上，从而让我们初步知道，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研究惨痛的历史，目的是给后人以镜戒，使社会前进、民族进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真的要深入研究了，却发现寻找史料是那么难！
我首先到去年才开放的“北京市档案馆”，在那里竟找不到“文革”初期众所周知的事件的资料。有关“红卫兵”抄家、打死人，农村的屠杀行为，只言片语都没有（编评：毛泽东说：历史由胜者来写，因此，胜利者决不允许有损党的形象的历史资料存在）。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1967年3月18日，北京满大街都张贴着公安局军管会的布告（俗称“318布告”），内容是规定了11种人及其家属是应该遣送到农村的。这“11种人”后来成了专用名词，分别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反动军官、伪警察、伪宪兵、特务。这么轰动一时的官方公开文件，档案馆里却没有。还好的是，那里有67年3月23日“市人委、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被遣送人员有关安置问题的报告”，还能佐证当时有过遣送人去农村这件事，而且这种恶行从66年开始到67年还没有结束。“报告”指66年被遣送到农村，有部分人又回到北京，其中一半多是“11种人” 。“报告”内称为“符合处理办法”，还应该继续遣送。所谓“处理办法”就是5天前发布的“318布告”。
即使这么残缺不全的档案，目录中的不少条目又贴上了不透明的胶纸，看起来一年之内又发现了不该公开的东西。
把有“问题”的人撵出北京，要追溯到59至61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编评：彭真没有这个胆量和权利说这些话，这些话可以断定出自毛泽东的“金口”）。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文革”一开始就施行遣送，可见是必然的。我翻找59至62年的政府有关压缩城市人口的文件，想找到有关“玻璃板、水晶石”的蛛丝马迹，自然是一无所获。
从档案馆很难找到需要的资料，我转而去寻找大兴屠杀事件的当事人。
大兴县有十三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在那里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还活着，据说在县城还开着店铺。我最先想找的是他们，如果顺利的话，从他们那里能知道又是谁指挥的他们、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思想动机。
很不容易，托人找到了高福兴的弟弟，却不料碰了钉子，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上级”禁止他再向别人提供屠杀事件的史实。（编评：凡是对共党的形象不利的史实均被封杀掉，这就是共党天天叫喊“事实求是”的本质。）
好在事件本身是无法保密的，通过对许多事实的了解，幕后的活动不言而喻。而更大的意义，在于挖掘这种恶性事件的根源，知道为什么发生，才能避免再发生。
大兴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北京市区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
如果以66年5 月16日作为“文革”的起点，六月初，中学里就出现了充满封建色彩的“红卫兵”组织，后来人称其为“老红卫兵”。他们的组织原则就是必须具有较高权势的出身。“红卫兵”留给历史两个口号和极不光彩的行为。
两个口号是：“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不齿于人类的行为是，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而且受害的却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已经被无端压迫多年的弱者。
“红卫兵”们在学校里打校长、老师们，“砸烂”了“修正主义教育体制”还不过瘾，又把多余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上，开始了“破四旧”和血腥恐怖的“抄家”活动。 他们的职责，似乎就是无情地揪出新“黑帮”、毁坏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东西、压迫甚至于处死“黑七类”（在“黑五类”基础加上资本家、“黑帮分子”）。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这些“老红卫兵”。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泽东载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宋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了一句“要武嘛”，宋因此改名为“宋要武”。“818”以后，“红卫兵”名声大振。愚昧、偏见加上无限制的权力，使他们已经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灭绝天良的心灵。（编评：正如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法庭上叫喊那样：“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咬谁我就咬谁”。“文革”组长尚且是毛的一条狗，而“老红卫兵”更是一群忠实的红狗，别怪狗咬人，一切罪责应归其主人）
所谓的“抄家”，往往要没收和毁坏所有财产，即使是孤寡老人，家里的一切也都要抢走，连碗筷、被褥都不剩。而且，“抄家”还要伴随着“打人”，更是手段残忍至极。“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 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 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
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
把人活活打死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沙滩街上，一群男“红卫兵”用铁链、皮带把一个老太太打得动弹不得，一个女“红卫兵”又在她的肚子上蹦来蹦去，直到把老太太活活踩死。
8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榄杆市一带，发生了一件所谓“阶级报复事件”。一位不堪忍受虐待的姓李的“房产主”，据说用菜刀威胁了看押他的“红卫兵”。这个“房产主”被打死。这一事件立刻经过渲染传遍了各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在寻衅的“小将”们哪里肯放过，数千名身着军装、手持凶器的打手们乘着公交专车汇集到出事的街道，在这一带“血洗”了七天，无数人惨遭毒打，许多人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栏杆市事件”。（编评： 该房主是李文波、刘文秀夫妇（小业主成份）。一群女“红卫兵”在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指引下，破门而入来抄家。这些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接著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接着，全国各地掀起一场“反阶级敌人报复”的屠杀运动））
这次活动中，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几天后，扔在屋里的尸体上爬满了蛆。
南宫口胡同的邵家，在清朝做过道台，家里储存了不少香油、白糖。“红卫兵”强迫这家人喝香油、吃白糖，受过此刑的邵忠匡先生说，比险些丧命的挨打都要难受得多。
1966年8月下旬，北京市区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并且这股杀人邪气迅速辐射流传到了北京郊区各县,包括大兴县。
二 采访老韩
2000年2月29日下午，我驱车来到距京城四十多公里的大兴县大辛庄乡西白疃村。经朋友介绍，我要采访韩玉春老汉。
老韩今年六十多岁，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年，是西白疃大队的书记，他的年龄和处境，应该对那个年代不陌生。
西白疃距离大辛庄村四公里，大辛庄所发生的事件，除了本村的人清楚以外，就要数相邻的村民了。
果然，老韩夫妇听说我是来了解“文革”那段惨案的，热情而详细地讲了起来。
他们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不是问‘831事件’？”
起先我一愣，不明白“831 ”是指什么，经老韩解释才知道，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66年8月31日夜里，一夜之间杀了一百余口人，第二天（9月1日）上午，县里来人制止继续施行暴行。所以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831事件”。
况且官方曾经多次来调查此事，为了叙述简明，也有必要给它冠以名称。
这个名称还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印象。我一直以为屠杀“地富”从大辛庄兴起、持续了好几天。看起来，全县的屠杀活动有先有后，但截止日期似乎都在9 月1日这天。
大辛庄虽然只杀了一夜，规模却是全县最大。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它们分别是：黎明、中心、昕生、红升、杨各庄、东黄垡；以公社为单位来说，死的人也最多。 其中黎明大队死人最多。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 ，多数大队没有在当天晚上行动，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屠杀行为。也有反对屠杀的，西白疃就是其中的一个。
据老韩说，当时的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是李树珍，俩人是堂兄妹，平时很看中邻里关系，不擅长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李树珍过去是村里最穷的人，在庙里诞生，土改前一直就在庙里居住。有一年要让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66年8 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着，也险些被杀。
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农场（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
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份子连同亲属有二百八十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二百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
张万义是世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所以说话硬气，也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
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上还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的人闹翻了西白疃，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
老韩承认，幸亏第二天县里来人制止了屠杀，否则西白疃是否能顶得住这股潮流也很难说。9 月1 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
韩夫人说：“这村的‘五类份子’们可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
难以想象，在这种状态生活的人们，要承受什么样的精神折磨！
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黑五类”的遭遇，韩夫人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处方法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下手的都是那些积极分子，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人。
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就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靠近公社的大队，好几个都把“黑五类”杀绝了。
我问，那口井还在吗？
她说，没有多少天，井里往外泛着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在了苇塘，然后把井填了。
老韩夫妇在当时，算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我很想听听他们能客观地解释，人们怎么会变成了野兽，难道不知道婴儿是无辜的吗？
他们马上想到了“四清”，想到了那时大讲、特讲的阶级斗争。那时就让“地富”子女斗自己的父母。检举父母的“罪行”的，就受到表扬，奖励去“人大会堂”参观；不愿斗自己父母的，也被划成“地富分子”。说明从很早起，官方已经开始了违反伦理道德的畸形教育，加上固有的血统论观念，难免丧失了人性。（编评：共产党来了，随之良心多少钱一斤？也来了）
“到了‘文革’，一个劲儿地宣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泽东语录）。至于怎么打，各人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反正上级有了命令，谁也不敢不执行。”
老韩不怎么多说残酷的暴行，不久我就明白了他的苦衷。原来他的姑姑一家五口，也是惨死在那天晚上。
老韩的姑姑住在中心大队，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在上中学。她家还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虽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老韩的姑父叫韩宗信，地主出身。他从小离开家，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55年回乡，有罗荣桓元帅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目的是希望靠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儿保护。
“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了枪，把他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释放。
8月30日，老韩听说姑父回了家，特意去看望他，想不到第二天就得知他们全家的死讯。
改革开放以后“落实政策”，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女儿一千八百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
偿还如此少的钱，难免让我感到吃惊，韩夫人却感慨地说：“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
人总爱有因果报应的善良愿望。我禁不住脱口而出：“这些作恶的人，没有得到报应么”？
老韩说：“有什么报应？主谋高福兴、胡德福也只是关了几年就放了，‘九人小组’里的其他人，该当干部还当干部，没听说谁受到处分。死了的人，连家属都没剩，谁替他们喊冤”？ （编评：在那种社会，喊冤者必遭死罪！遇罗克就是个样板，他为众人喊冤被斩立决。）
韩夫人说：“反正好几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来，怕给宰了。”可惜，这种报应未必报到了作恶人的身上。
三 来到大辛庄
2000年3月3日中午，我第二次来到大辛庄。
大辛庄是个很大的村子，根据当年成立的生产合作社，划分成四个大队，分别是黎明、红升、昕生、中心，名称也是延续合作社的名称。四个大队的村民住房已经连成一片，没有明显的界限。
我要采访的人叫李福荣，住在红升大队，紧挨着黎明大队。老李今年70岁，49年以后就当队干部，四清时罢掉了他的大队书记职务，73年才给予恢复，80年辞去书记职务。
这天是个混沌天气，可吸入颗粒物的污染指数是500，空气质量是污染程度非常严重的5级。
走进大辛庄的主要街道，俨然是个繁华的小镇。乡政府、医院、学校的大楼十分醒目，几个商店花花绿绿，路两旁是一个挨一个的摊商。尽管类似的小街经常遇到，但是我走在这里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假如现在是33年前的那天，这该是一条多么恐怖的街道，人们还会是现在的这种表情吗？
老李虽然70岁了，却还很健谈，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诉我，在8月31日那天，仅仅大辛庄这四个大队，就被杀了106口人，最老的八十多岁，最小的是不会走路的婴儿。
四个大队之中，黎明杀了六十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两个人，其余尚未来得及屠杀。
9 月1日上午，大兴县付县长刘英武、付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这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了。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这两个大队共杀了二十多人。
从大兴县十几个公社几乎同时进行了屠杀活动来看，这是一场有人组织的行动，组织者是县或县以上的领导人物；从县委派人制止杀人来看，起码组织者不是县委或县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势来看，说话比县委更硬气的是“公安”和刚刚夺了权的“文革领导小组”（或叫别的名字）。从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点（天堂河劳教农场）来看，屠杀指示从公安系统发出来的可能性最大，这与谢富治的讲话也正好吻合。
县委出面制止屠杀，并不是县委有多大权力，当时各级党委已经处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顾尚且不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去阻碍过左的“革命行动”？据传闻，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话，命令停止屠杀。作为执政者来说，自己的“太子”、“衙内”们杀些人，他们是容忍的，农村的平头百姓们也肆无忌惮地杀人，他们还不好接受。万一引起动乱怎么办？起码国际影响也不好吧，尤其事情发生在北京。9月5日，两报一刊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
这篇社论对于制止滥杀无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为执掌生杀大权的人物，是毛泽东、林彪赞扬的红卫兵；受害的一方，是毛泽东划定的阶级敌人及其后代。况且这种压迫、敌视行为，从49年以来就建立了，59、61年又两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低人一等的“贱民”阶级。“老红卫兵”从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观事实，都是“一个‘阶级’应该压迫另一个‘阶级’”这一套，迫害以至处死“阶级敌人”及其后代，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所以，9月1日以后，虽然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活动停止了，可是各种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然层出不穷。
就在大兴屠杀之后，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还宣布：“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在这种情况下，大兴屠杀根本不可能被否定。
像北京城里的“老红卫兵”一样，大辛庄的打手们杀人的手段也是非常残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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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9 13:0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