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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和尚的预测
先君十五岁丧父，侍母携弟妹由北平扶棺归家乡安葬，在扬州平山堂守灵。他因学龄突然失怙，前途茫茫，悲从中来，常在夜深人静时在庙里客房中哀哀啼哭。寺中一位高僧，须眉皆白，约莫八十余岁，循声缓步踱进屋来，好言相劝道﹕“孩子莫哭，我看你相貌端正，器宇轩昂，将来必出人头地！”父亲闻言忙抹泪、起身、行礼、让座，并恳请老和尚指点迷津。高僧坐定，和颜悦色地说﹕“我看你眉目清秀，骨相不俗，鼻峰隆起，有权有柄，而立之年后必为人上人！不过，五十三岁将死于非命，慎之，慎之！”父亲闻言大惊，急忙恳求老和尚救命。方丈连忙摆手说﹕“在劫难逃啊！”因父亲苦苦哀求，高僧太息片刻，又徐徐言道﹕“你将来飞黄腾达时，务必牢记我六字真言 —— ‘不贪财、不好色’， 或许可免一死。不过，我看还是在劫难逃啊！”随即缓缓离座而去，任凭父亲尾随求教，但连声叹息，不再回头。
自古僧人多饱学之士，中外皆然。扬州平山堂历史悠久，代出高僧，唐朝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师，即是平山堂的和尚；当今TW名满天下的星云法师也出自扬州平山堂！当年父亲所遇见的那位高僧和救星，应是星云法师的祖师吧？
父亲心知自己邂逅的这位老和尚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高人，次日便诚惶诚恐地叩拜高僧为师，老和尚也有几分喜欢这个相貌脱俗的少年，于是父亲趁在庙中守灵期间，向高僧学习相法，后来竟以善相闻名。宋子文任行政院长时，曾请父亲任行政院参事，父亲答以头小不能做官坚辞；又力邀父亲晋见蒋介石委员长，说明欲请他为蒋公看相，则答以蒋公系一国之尊，岂敢妄言，坚拒不见。其余，则阅人多矣！
父亲廿六岁奉我外祖父之召，赴北平进中南银行，任练习生。三年后，蒙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召见、考核，当面嘉奖、许以重任。卅一岁破格升任襄理，而后连升副理、经理、总行副总经理，成为金融、工商界闻人。廿世纪三、四十年代，父亲在天津一手创立中南银行外汇部，盈利三百余万美金(至少相当现在三亿美元，当年福建挑担剃头师傅下南洋发家的黄奕柱独资创办中南银行时，原始资本为两千万银元)，除银行高薪外，自己不作生意，谨守一夫一妻，与当时的富商花天酒地、三妻四妾迥异，就是牢记老和尚“不贪财、不好色”的告诫。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党政权迅速土崩瓦解，金圆券贬值的狂潮一泻千里，金融、工商界自然不能幸免！中南银行总经理黄浴沂（老董事长黄奕柱的三子）、副总经理王孟锺相继移居海外，父亲临危受命，辅佐新任总经理黄钦书（黄奕柱的长子，原来在厦门鼓浪屿黄氏老宅掌管黄氏“聚德堂”，后来任上海侨联主席，直至“文革”爆发不久去世)管理中南银行留在国内的产业，包括诚孚公司所属上海新裕纱厂、诚孚铁工厂和南通的农场，以及国际饭店等(父亲兼任诚孚公司总经理和国际饭店总经理)，在政权交替和“三、五反运动”危机四伏的局面中，苦撑中南银行残局，其艰难卓绝，可想而知！然而，银行内部的“小人”眼看父亲位高权重，出于嫉妒，造谣中伤，射出一支支暗箭。父亲内外交困，心力交瘁，体内癌症的基因乘势悄悄发作起来。1951年在香港述职期间，王孟老见父亲面容憔悴，握住他的双手说﹕“重威，我真怕你被他们气死！”父亲念念不忘老和尚.的五十三岁大限渐渐临近，终于急流勇退，以中央人民ZF委员、天津恒源纱厂董事长边洁清来电催他回津就任该厂经理为由，辞去在上海的一切职务，又向黄炎培坚辞“民主建国会”会员，回天津去了。
俗话说﹕“屋漏偏遭连夜雨”，不料天津的局面比上海更严重！中南银行在“三、五反运动”中揭露一笔“烂帐”，经手人互相包庇、推脱，只能由经理承担赔偿责任。可怜的父母在贫病交迫下，毅然决定请一家拍卖行来主持大拍卖，将云南路、成都道路口与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紧邻的住宅(内部装修、布置考究，全套浅色柚木家具是建房时设计、打造的)敞开大门，变成了临时拍卖场。川流不息的买家自由登堂入室，挑选中意的一切家具物品，手提肩扛，么喝而去。虽说“破家值万贯”，所得仍不够赔款。一家大小不能喝西北风，父亲哪里有钱看病呢？！
在厄运的煎熬下，父亲的病情日渐沉重。几位“管鲍之交”的挚友——边洁清、王洁之（金城银行副理）、杨固之（金城银行所属太平保险公司经理）携现款硬塞给父、母亲作医药费，令人“没齿难忘”！经内科“四大金刚”之一的杨济时医生(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在北平协和医院行医，后赴美深造，时任天津天和医院院长)和肿瘤外科专家金显宅医生(协和医院医生，后赴美深造，时任天津肿瘤医院外科主任，朝鲜族)诊断，父亲患胃癌(网状淋巴细胞肉瘤)已至晚期，不主张作手术，即是只能等死了。在母亲“死马当活马医”的苦苦哀求下，加上专程从上海赶来的二叔(上海法医研究所副所长、兼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政法学院法医学教授)签下病人家属绝不追究任何医疗责任的保证，名医金显宅(闻后来许多高官的肿瘤手术均由他主刀，包括继陈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毅然为父亲施行手术，历时超过八个钟头，割去五分之四的胃，切除肝脏一部份，切断六根肋骨，胸腹部留下尺多长的刀疤！那一天是1953年9月15日，父亲五十三岁！
尽管父亲始终谨守老和尚“不贪财、不好色”的告诫，侥幸逃过“五十三岁死于非命”的劫数，却还是没有逃过医生手中的刀光血影和剖腹断骨的厄运！那一年父亲所受的种种折磨，用“九死一生”来形容也毫不夸张啊！
父亲手术后的第三天，天津云南路住宅售出(为天津军管会收购，成为该单位的一部份)，不久北京大茶叶胡同十九号占地四亩、有八十多个房间的“豪宅”也脱手(为中央财政部或农业部购入)，经济压力顿时解除。1956年ZF开始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发“定息”(父母年收入约万余元，当时月薪三百元即属特殊高薪阶层了)，我家的生活十分优裕。父亲手术后庆“重生”，完全退休，将内外家务完全交付母亲掌管，自己闭门读书、疗养，身体奇迹般康复。次年居然能和母亲赴京逛琉璃厂，1965年还畅游大江南北，又经历“文革”洗礼，直至1975年患白血病去世。比当年老和尚所.的多活了廿二年。愈想愈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行文至此，有几个小插曲不容略过﹕
父、母亲都曾亲口告诉我﹕当年父亲躺在病床上被推进手术室前，向母亲索要一面镜子，揽镜自照，端详了一刻，然后含笑安慰强忍泪水的母亲说﹕“你放心，我气色很好，一定有救！”
我的大姐亚男比我年长十四岁，小时聪明好动，爬树翻墙，像个男孩，中学尤以数学成绩优秀。我上初中时，父亲常常对我说﹕“我的儿女中，最让我不放心的就是你大姐！”我问为什么，父亲解释道﹕“她根本不像我的女儿！她睡不合目(睡觉时眼睛半睁开)，就如《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属凶相，不得善终！她走路似鸭步，又露齿，非贫即夭！你们将来一定要多多照顾她啊！”父亲每次提及我大姐，都是满脸忧虑的神色。大姐和姐夫是东吴大学法律系同学，1952年毕业后，她被分配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任审判员(法官)，姐夫在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他们婚后生了三个孩子，靠二人微薄的月薪，日子过得相当辛苦，母亲不时予以补贴。后来大姐因系法院院长的“红人”，与院长同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境况更差。捱到卅二岁，她终于丧失生活的勇气，自缢身亡，可谓既贫且夭，且不得善终！
我幼年原有一个比我年长一岁的哥哥，属蛇，是母亲所生的长子。自小父亲请人替他批八字，说他命大贵（与蒋介石的八字只差一字），但难以长大成人，故双亲为他起乳名“佛宝”，希望佛保佑他长大成人。在他四岁那年春天，父亲南下赴上海总行开会、述职，临行时他还欢蹦乱跳地吵着要一起去。父亲在上海办完公事，回程顺道在南京下车，逛夫子庙，遇见一个把“太乙脉”为人言吉凶的江湖术士。父亲自从少年时在平山堂邂逅那位.吉凶的老和尚，便对中国传统的命相术有浓厚兴趣，于是请那术士把脉。不料才把了片刻，术士便皱起眉头，连声说﹕“不好，家中骨肉恐有变！赶快回家，迟了怕来不及了！”父亲是一位极重家庭、疼爱儿女的人，闻言岂敢怠慢，归心似箭，急忙自浦口登车连夜北上。那时的津浦路行车不似现在快捷，要开三天三夜，等赶回天津家中，他最疼爱的这个儿子已经患败血症夭折几天了！
后来我听母亲和三姐家玲儿时的保姆“老李奶奶”说过一个故事﹕就在父亲赴沪开会期间，正值清明时节，要为我前母——父亲的原配夫人，迁坟，把棺木由原来的临时葬地迁往父亲在北京西山福田公墓新购的坟地。老李奶奶本是母亲儿时的保姆，是从娘家带来的贴身女佣，故指定她前去料理一切。老李奶奶绘声绘色地说﹕“棺材一抬出墓穴，只见下面一条尺多长火红的赤练蛇‘吱溜’一下就游走了，一眨眼就没影儿了！我登时心里一沉，觉得一股凉气透过脊梁骨，暗暗惊呼，‘不好！佛宝少爷是属蛇的，现在风水破了，恐怕要出事。’没几天，你佛宝哥哥好端端地就生起败血病来，病势凶猛，请天津儿科名医王志懿诊治无效，不几天就没了！”
这些家里的往事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然而却都是千真万确的真人真事，难道能用“迷信”、“巧合”来解释吗？
1968年，正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狂热时期，父母在上海避难，父亲带我拜见了他的一位老友——鹤发童颜、近九十高龄的王云裳前辈。王云老是前清举人，曾任县长，自述缉捕盗匪不遗余力，“杀人如麻”。因爱子忽身亡，他回河北办完丧事，路过北平，一天信步去拜访名相士“钓金鳌”(当时曾为袁世凯和许多达官贵人看相)。他才掀起门帘迈步入室，只听端坐室内的相士把八仙桌拍得一震，高声说﹕“眼下泪痕，必有骨肉之变！”王云老闻言一惊，立刻下意识地抬手抹眼，并无泪水！这位举人县太爷当即拜倒在地，执意请这位江湖术士收他为徒弟！我因此有幸在“破四旧”的岁月里，认真向王云老学习相法。我的一本笔记簿记录了许多王云老口授、不见于《麻衣神相》之类相书的相法秘诀，在我“受冲击”后，只能托至亲代为保管，以免万一被抄家，惹上牢狱之灾。不料那位亲戚怕自身难保，背着我付之一炬！王云老曾告我一件他一直深感痛心的往事：当年他在广西县长任内，忽接北平来电——“师病篤速归”。他不敢怠慢，立刻启程，日夜兼程赶回去为师傅送终；不料清早来到门前，已是哭声一片！一代名相士“钓金鳌”已于昨晚撒手归天了。家人见面就数落：“您怎么才来呀！师傅就熬着等你、不肯闭眼，要把他的秘诀传给你啊！”千百年来，中国多少“口耳相传”的国粹不就是这样失传的？可发一叹！
1975年春节，我从上海回天津探亲，父亲已卧病在床数月，见面即命我坐在他床边，慢声说﹕“六十年前乙卯(1915年，中国传统干支纪年)，我丧父；今年又逢乙卯，对我的“八字”来说是“劫财阳刃”(批八字论命的术语，主凶)，恐怕难逃罢？你和陈老怎么看法？”这是老话题了，父亲知我近年在上海从一位广东人陈老研究命理甚勤，故再重提。我深知这次回津，恐怕是要和父亲永别了，不忍再用违心的假话敷衍他，便安慰说﹕“您比老和尚的.已经多活了廿二年，即使从此解脱，不是也无憾了吗？！”他闻言闭目片刻，然后一手拍床，一面提高声音说﹕“你是可造之材，可惜不能读书！”原来这是父亲念念不忘的最大遗憾！我突然想起陆放翁的《示儿》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当年五月父亲就病故了！我在上海任教，未及送终。北上奔丧，是我人生中的最低潮！念及慈父的点点滴滴，至今常热泪盈眶。
“文革”中，我们三个小兄弟都失学，母亲常常忧虑形于言语，父亲则常对亲友说﹕“我的儿子都有前途，就是时候还没到！”1977年，邓公指示改革高等院校招生办法，恢复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小弟家瑄考取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次年又恢复全国研究生招考，我以初中毕业同等学历报考，几经磨难，为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录取为首届研究生；四弟家璈考中天津大学物理系本科；瑄弟又考取南开大学外语系研究生。后来，都出国深造，又均在美国获得学位。可惜父亲没能亲见！我曾将录取的喜信拍电报报告母亲，请她将电报在父亲的遗像前焚香点燃，用陆放翁“家祭毋忘告乃翁”的典故。后来母亲说，她当时抬头看见照片中的父亲对她满脸微笑！
父亲去世后，我一次回天津探母，遇见泌尿科专家欧阳乾医生(“反右斗争”中曾被打成“右派”，是我家的常客，时任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泌尿科主任)，他回忆说﹕“文革前几年，刘少奇升任国家主席，十爷(对父亲的尊称)指着刘的像让我仔细看，然后对我说﹕‘此公唇不掩齿，恐非国家之福！’”“文革”中，“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和副统帅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收音机广播林彪讲话，父亲边听边皱眉，轻声对我说﹕“豺狼之声，岂是善类！”这些评论均言中。
人生有没有“命”？人受不受命运的支配？中国古老的命相术究竟有没有科学的理论根据？在上述切身经历的许多事实面前，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1985年，我应邀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学者，为了生计，靠着平山堂高僧和“钓金鳌”两位名相士的“再传弟子”的身份壮胆，曾在纽约业余挂牌论相。来求教的客人常常问我两个问题﹕怎样判断论命者是真有本事，还是骗人？人生为什么“命中注定”？
前一个问题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人的命运是注定的，是由超自然的力量决定的，绝不能由人改变！凡说能替你改变命运的，必是骗子！”
后一个问题涉及哲学的道理，而且有争论，就不能如此简单了。若是长篇大论，对方听了“如堕五里雾中”，还是不懂！我不断思索，一日忽然想出一个深入浅出的答案﹕宇宙中的星球全都按照一定的轨迹不停地运动；每个人也都是宇宙中的一份子，也都按照一定的轨迹运动，这就是人的命运；运动的轨迹是超自然的造物主在人降生，甚至卵子在母腹中受精时就决定的，因此任何人都无法改变，若想改变，也得祈求造物主替人改变！
孔夫子回答弟子关于生死的问题，说：“未知生，焉知死！”宇宙的奥妙岂是我辈凡夫俗子所敢妄言！存疑是科学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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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30 21: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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