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旧上海，中国首富特大绑架案实录

108817

1946年的旧上海，中国首富特大绑架案实录　
民国末期，曾经发生过这样一起震惊了世界的绑架案，参与的作案人员几乎是清一色有头有脸的人物，而被绑票的受害者，更是名震天下…

　　01 “跟我们走一趟”

　　案件的起始点，发生1946年4月25日上海的一个早晨。一辆堪称豪华的福特轿车，从高恩路附近的一所现代风格的花园公馆缓缓驶出。车上的司机和几位乘客都并不知道，已经有人在这附近守株待兔多时了，在这条梧桐成荫的上海小街上，一场邪恶的绑架案即将上演……





　　如今的高恩路改名高安路，法国梧桐仍然在

　　福特轿车没开出多远，就被迎面一辆黑色雪佛兰汽车拦住，从车上下来两个身穿军装配备手枪的男子，不由分说就冲了过来，试图拉开福特车的车门……

　　车里的所有人，都将惊恐的目光投向后座一位看起来约莫70多岁，白发苍苍的老者。所幸他看起来并未惊慌，或许是这辆福特车拥有着当时最顶级的保险配置，从防弹玻璃到加厚的车门一应俱全；又或许是年事已高的他，早已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和险状。

　　然而，当那两位军官模样的人掏出一张红色的证件之后，连这位老者也坐不住了……他甫一打开车门，那两个军人就声称是来执行逮捕任务的，一边叫嚣着“跟我们走一趟”，一边如狼似虎般抓住了他的胳膊，试图将其拖到那辆黑色车辆里。老者只能颤巍巍地回应：不，不要拽我，我自己坐上去。

　　也许是被这一幕吓到了，路边渐渐围拢过来一些旁观者，但他们只敢远远看着，谁也不敢上前。那两个军官更是一脸没好气地骂道：看什么看？老爷们在抓汉奸！尔等屁民一边去！





　　随行的另外两名乘客和司机也被这个场景镇住了，然而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只能目送着黑车关闭车门，远远离去。

　　待到车辆驶出许久，其中一人才恍然大悟一般说了一句：刚刚那辆车的前窗玻璃上，是不是贴了个“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别通行证”的字样？另一人立刻回应道：是的，那逮捕证上也印着“第三方面军司令部”！

　　所谓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也就是“京沪卫戍总司令部”（呃，这里的京是指南京），专门负责首都的安全工作。当时的总司令是汤恩伯。自从40年代起，汤恩伯就奉命在上海搞各种“肃奸”活动，凭着他签字的一纸逮捕证，军统的特务们就可以肆意地拘捕任何人，甚至连本文中这位身家赫赫的巨富也不例外……





　　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汤恩伯

　　说到这里，或许你们已经可以猜出他的名字。这位被劫入军车的老者，就是当年中国的著名企业家，有着“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的荣德生。





　　著名实业家荣德生

　　按理说，以荣德生的身家，比如那些遍布中国的16家面粉厂和18家纱厂；又或是他的身份，比如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国民政府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等，都不应让这样一位地位崇高的老人成为国民政府逮捕的对象。

　　但是，眼前的一切又如此真实，令随行的两位乘客，荣德生的三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不得不相信。于是他们赶紧打电话给淞沪警备司令部，试图了解逮捕的原因。





　　荣德生在无锡开办的茂新面粉厂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警备司令部方面完全是一头雾水，甚至反问道：居然有人敢动荣老先生？胆子也忒TM大了吧……他俩这才意识到，或许荣德生遭遇到了绑架。更可怕的是，从作案者的装备和道具逼真程度就不难看出，这绝对是一场精心预谋的绑票。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竟然敢对如此巨富下手，甚至竟然敢伪装成军方？这帮罪犯的底细究竟是何许人？

　　别急，我们先来看看荣老先生的遭遇。

　　02 最黑暗的34天

　　坐在黑色雪佛兰中的荣德生，忐忑不安地看向窗外。他发现汽车转了几个弯后，沿着中山路直向上海西郊驶去，于是立刻意识到，这根本不是去警备司令部的方向。一阵阴影在他的心头浮现：难道我又遭遇了绑架？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在此之前，荣德生还曾遭遇过一次绑架。虽然那是30年代时候的事了，但当时的荣德生也已经是富甲一方的著名沪上企业家。只不过，对他下手的来头更大，他们便是上海滩的两大黑帮头子：杜月笙和黄金荣。

　　在那次绑架案中，荣德生被人用枪逼着全身捆绑塞入汽车后备箱，可谓也是吃尽了苦头。最终他变卖了一些工厂，才凑够了40万银元的巨额赎金。而杜月笙干了这一票后，经济实力大增，摇身一变从黑帮头子变成了金融新星，甚至在上海、香港等地投资开起银行来了……





　　黑道皇帝杜月笙

　　更悲催的是，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前不久也被绑票过，甚至也是在上班途中被人劫持的。而且，最近上海更是发生了一系列恶性绑架案，肉票各个都来头不小，比如号称“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号称“五金大王”的唐宝昌，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也先后遭歹徒绑架。可以说，整个上海滩都弥散着罪恶的气味……





　　那个年代的上海，绑架案简直层出不穷

　　在这样极度紧张和恐慌的状态下，荣德生看见军车依然一路向西疾驰，越过沪杭铁路线，最终在沪西郊外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停了下来。

　　绑匪们为了避免被人识破，将荣德生的外套全部脱掉，换上了一身破烂的工人服装。一前一后两个人押着他下车前行。眼看越走越是荒凉，路边的一人高的芦苇让荣德生吓得胆战心惊：莫非他们要在这里对我动手？

　　正在此时，忽然迎面走来一个中年男人，靠近的时候对荣德生说了一句：侬哪能跟伊拉走一起？伊拉是坏拧，侬赶紧跟无跑，领侬到大路去！

　　闻听此言，荣德生宛如找到了救命稻草，立刻跟着此人一路狂奔。两人跑到了芦苇荡尽头的一条河边。河岸边，一条小船竟然刚巧停泊在那里。





　　荣德生正在犹豫间，刚刚那位”大救星“竟然动粗，把他一把拖进了船舱……他这时才意识到，原来此人也是绑匪一伙的。之前演的一出戏，只是为了让他用最快速度从陆路来到计划好的水路上，免得节外生枝。

　　接下来，这艘小船载着荣德生，在附近的水域漂了整整两天两夜。在此期间，荣德生只能蜷伏在狭小而阴暗的船舱中，甚至连连大小便都不得自由。第一天，绑匪们只给他了一块硬饼干，这让牙齿不好的荣德生几乎完全无法食用。所幸，第二天绑匪开恩，给了他三块软饼干和一块蛋糕，才能饥肠辘辘的他终于得到一点补充。

　　对于绑匪们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地带着他乘船转移，精通水陆交通运输的荣德生清楚，这是因为如果警方一旦接到报案，必然会严查封禁上海的各个路口，只有走水路，才可能避开警察的视线。





　　民国时代的上海地图

　　到了第三天，绑匪们见没有什么大动静，决定带着人质上岸。他们先是通过暗号接头确认安全无虞，再把荣德生押进早已备好的一辆小车，开了一段路程后又转送到三轮车上，最后才送达了目的地：一座三层石库门的楼顶。

　　正是在这石库门楼顶的这间暗无天日的房间里，荣德生被非法关押了长达34天之久。这段日子，毫无疑问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记忆。

　　这黑暗房间里本来就没有窗户密不透风，绑匪们还嘱咐不许点灯点蜡烛。除了一些简单的什物，房里只有一条硬木造的木板床，让荣德生睡得极不舒服。也许唯一令他欣慰的，就是伙食还不错，每天早上两个鸡蛋，中午和晚上一碗饭一碗粥，小菜是豆腐、咸菜、黄豆、鳞鱼、鲫鱼、炒蛋，周而复始。





　　老上海典型的石库门

　　但是其余时候，他不能高声说话，甚至连咳嗽吐痰也不行。有一次他咳嗽的声音稍微大了些，绑匪立马凶神恶煞地对他说：“痰给我咽到肚子里去！”

　　为了防止他逃跑，绑匪们还特地安排了一个老头天天跟荣德生同吃同睡，24小时无休止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从绑匪们出现的情况来看，荣德生大概能猜到这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小团伙，但是他绝对想不到，参与了这桩绑架案的组织，究竟有多么庞大……

　　03 周密至极的计划

　　要说起这票惊天绑架案的作案人，还得从最开始的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物说起。

　　此人叫做黄阿宝，嵊县（今嵊州）谷来镇下东山村人。抗日战争爆发后，黄阿宝上山为盗，流窜于嵊北和绍兴孙端等地，成为绍嵊一带著名土匪，还自封为“驹宝部队”司令。敌伪时期，他摇身一变，借着“浙东自卫总队”的伪军番号，充当汉奸，常在绍兴、上虞、余姚三县部分地区“扫荡”，掠夺、奸淫、烧杀，残害人民。

　　抗战胜利后，自知罪孽深重的黄阿宝不敢露面，只能混迹于上海滩，成天坐吃山空。又因为他还有着严重鸦片瘾，因此经济极为窘迫，只能经常向浦东帮匪首骆文庆、嵊县帮匪首袁仲书两个曾经的小弟那里借贷。





　　俩小弟被他骚扰得不胜其烦，但又碍于情面不能不给，久而久之，便想到一个主意：如今上海滩到处都是绑架，干脆咱们也干他一票，绑个富豪狠狠敲诈一笔，既打发掉这个烦人的黄阿宝，又能改善下自个儿的生活。

　　于是两人说干就干，4月13日那天便在浦东的蕾茜咖啡馆，以聚餐的名义纠集团伙作案，并商量作案的步骤。席间骆文庆提议，既然要干那就干一票大的，否则为几个小钱把命搭进去划不来。于是，一伙人把绑架的目标定在了面粉大王荣德生身上。考虑到对方的地位和安保等级，想要绑架他并不容易，如果能假借军方的名义实施逮捕，说不定就容易多了。

　　本就有军方背景的黄阿宝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可靠的人物——自己的亲侄子，在军统浙西行动总队任职的黄绍寅。果然，一听到这个计划，黄绍寅立马同意了。毕竟，他早就目睹了自己的军统上司们，是怎样明目张胆地在上海滩到处接管财产的，上行下效而已。





　　民国时期的上海旧影

　　然而涉及到具体行动，一个问题又摆在面前。团伙个个都知道荣德生的大名，但却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他，如果到时逮捕错了人，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袁仲书忽然想到，自己有个朋友朱产生恰好是荣德生的远房亲戚，或许可以拉拢他来一起成事。后来发现，朱产生不仅认识荣德生，甚至而且连他住哪个屋，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出门，开哪辆车，走哪条路上班，全都了如指掌。而且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朱产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伪装所需要的车了。袁仲书又想起自己有个叫吴志刚的朋友，是美大企业公司的总经理，家中有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和军统的那些专车外形极为相似。起初一伙人并未想拉吴志刚入伙，只是单纯地想跟他借车用，然而吴志刚此人极为狡诈，在借车过程中不断套话，很快就摸清了一些底细，于是以告发为威胁，要求自己也要入伙分一杯羹。





　　事后证明，吴志刚和荣家微妙的关系，恰恰使他成为这次绑架案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不仅自己入伙，还把自己的私家司机朱连生也拉拢了进来，负责绑架案全程的驾驶工作。

　　汽车也有了之后，骆文庆又想到，像荣德生那样见惯了世面的老江湖，光凭空口说是决计不会轻易坐上其他人的车的。势必要搞一枚货真价实的逮捕证才行。这逮捕证，就是前文开头的那一张印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红色证件。这玩意是汤恩伯亲自签署的，用于上海“肃奸”期间使用。只有持有此证，哪怕你是再大的人物，也只能乖乖就擒。不过后来汤恩伯觉得此物被手下滥用，就将它作废回收了。因此，可真算得上是一证难求。

　　上哪去弄到这么个宝贝玩意呢？莫非只能伪装一个不成？

　　没想到，黄绍寅发现他的同事刘瑞标手里居然还留着一张红色逮捕证。为了这个利器，黄绍寅豁出去了，把全部计划和盘托出……又一次，利益的驱动下，刘瑞标也被说服了。

　　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就只剩下关押肉票的场所了。最终，骆文庆物色到了一处极为适合的地点——长寿路公益里100号三楼。这间典型的上海石库门阁楼，原本一个木匠租来做板箱用的，后来木匠找到了更合适的场地，便把它租给了骆文庆。阁楼里只有两扇老虎窗，骆文庆用木板将其钉死后，这里立刻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暗室。





　　曾经石库门遍布的老上海

　　后来，荣德生在《乐农纪事》中回忆这间囚室时颇为感慨：“此室四无窗户，因此白日无光，亦无灯烛，真黑暗世界也。”

　　万事准备妥当之后，绑匪团伙又扩大了一些人，比如负责通风报信的，袁仲书的情妇顾初卜，负责看守监视的老头罗渭泉，负责递送物件，探听消息的，骆文庆的妹妹陈骆氏，以及提供住宿场地兼负责传递消息的陈志和等等。

　　最终，这个绑架案团伙的规模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6人之多。

　　04 一手交钱，一手放人

　　整个绑架案也并非是一帆风顺，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第19天：当时，接到任务的军警到公益里100号例行检查。军警敲开石库门大门时，楼上的绑匪们已经开始惊慌失措，他们甚至将手枪上膛，等着警察们一上楼就拼个你死我活……

　　没想到，这个危机却被意外化解了：原来，黄阿宝的情妇吴月生带着孩子住在一楼。当警察进门时，吴月生立刻在小孩腿上使劲拧了一把。顿时小孩开始嚎啕大哭，屋里乱作一团。军警以为是普通住户便随便检查了下，连楼都没上就走了，绑匪们于是逃过了一劫。

　　被劫持的日子里，荣德生随身携带的每一件物品，都被反反复复地检查。其中五枚印章的用途是被问得最多的。荣德生只能一一解释每个的作用：哪一个是应酬文字用的，哪一个是喜庆文书用的，哪一个是领取钱款用的……

　　终于，骆文庆等绑匪谈到了正事：赎金的额度。

　　一开始，他们开口就提出100万美金的天价。要知道那年全美国的GDP产值也才2000多亿美金而已。听到这个数目，荣德生只能苦笑一声，坦言告知绑匪们：

　　“你们以为我是个家财万贯的财主，却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事业家，并不是个资本家。我毕生的资产都付诸于各项事业上，那些厂子要养活数十万人，如果事业一日停止，数十万人就有可能吃不上饭。而所谓资本家，是将金钱放在家里，绝对不想做事业，诸位这次把我弄来，实在是找错了人，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





　　荣德生创办的纱厂

　　骆文庆们闻听此言半信半疑，但还是将赎金降到了50万。然而荣德生依然没打算给，他甚至写下了遗书，遗嘱中说：如果必须拿出的这笔赎金会影响企业生产，那么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保全事业正常运转。

　　这一下绑匪们都傻眼了，难道辛辛苦苦弄来的大肉票，竟然是场空欢喜？还是袁仲书老谋深算：既然荣德生个人不同意付赎金，就从他亲人朋友那里入手。

　　于是，他们想到的联系对象，是荣氏企业之一申新九厂的经理吴昆生。

　　绑匪们在亚尔培路（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南路）234号俄国面包房，给申新九厂经理吴昆生家打了第一个电话，告知了对方自己的身份，并要求荣家支付赎金。

　　在此之后，绑匪们跟荣家总共通了23次电话，他们非常狡猾，几乎每次通电话都变换地点，而且通话基本上控制在3分钟之内。因此当警方依照通信信号追查过去时，绑匪早已不在原地。

　　双方在电话中不断讨价还价，荣家曾经以美金太难搞到为由，试图希望支付法币，但狡猾的绑匪坚持要求付美金，只是最终同意将数目减少到50万。





　　民国时的法币

　　即便如此，这个数字也不小，荣家人只能从各个工厂的资金中提款，好不容易才凑足了金额。绑匪们听说赎金已经备齐之后大喜，又开始计划下一步的取款。5月21日一早，他们就给吴昆生打电话，让他准备十三万的两包，十二万的两包，共分四包麻袋对剪开，上面标注好，并指定要荣尔仁亲自开车来交易，不许任何其他人陪同。

　　但是，荣尔仁个人曾被伪军绑架过，受了58天折磨才死里逃生。因此他一听此言，心底的阴影立刻冲了上来，无论如何也不敢去跟绑匪接洽。同样曾被绑架过的吴昆生只得自己前去接头，按时来到了约定的碰头地点——扬子饭店。





　　百年扬子饭店

　　没想到的是，狡诈的对方根本没有露面，而是将这次碰头完全当成了一次试探。更没想到的是，试探居然试探出了点名堂，绑匪们发现自己的通话被监听了。

　　意识到通话不再安全之后，骆文庆便通过吴志刚与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取得联系。骆文庆告诉詹荣培，每天派一名心腹到静安寺和南京大戏院附近的墙上，去揭袜厂的招工广告，因为广告的背面，会写出联络地点。

　　经过多次试探之后，劫匪们确认周围没有军警跟踪，荣家确实是诚心赎票，才在广告上给出了最终的交易地点：申新二厂的厂长办公室。

　　最终，绑匪方依然驾驶着标有警备司令部标记的那辆雪佛兰汽车，从詹荣培手中取到了两大皮箱美金，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幸他们并未食言，5月28日晚上10点多，两名绑匪开着汽车，将荣德生送至姚主教路（也就是今天的天平路）三角场，又另外雇了辆人力车，将他送至麦尼尼路（今天的康平路）唐熊源家后门，由他自己敲门入内。





　　荣氏面粉厂的包装袋

　　等到荣德生抵达了唐家后，才通知荣家将他接回家中，几经周折才终于得以团聚。经历了34天磨难的荣老已是瘦骨嶙峋，然而神色依旧泰然。后来他亲口说道说：“这一遭使我万念俱灰，金钱财产本是身外之物，不过我这副老骨头尚在，还要给社会做几件事，我是不会就被吓倒的。”在此劫难之后，荣家的企业依旧运营正常，但也只是维持规模，再也没有快速扩张的势头了。

　　另外，他还托金石家汪大铁刻了两颗图章，一枚刻着“曾入地狱”，另一枚刻着“再生之德”。

　　05 消失的50万

　　虽然荣德生平安回家，但是此案之重大依然令举国震惊，何况在堂堂上海，绑匪和巨额赎金竟然在一票军警眼皮底下不知所踪，这令国民党当局颜面无存。更重要的是，关于军匪一家勒索荣家的传言，也在坊间甚嚣尘上。

　　蒋介石为此也大动肝火，他亲自接连召见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和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命令淞沪警备司令部从速破案。

　　蒋委员长亲自发话，当局自然不能再等闲视之，一个人物随后参与到破案的行动中，此人就是京沪卫戍司令部处长毛森，没错，就是被称为杀人魔王的那个。





　　军统三毛之毛森

　　毛森亲自查办之下，很快就有一些线索冒了出来。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军统的内部人士黄绍寅。拿到一万五千美金的赃款后，黄绍寅好好过了一把屌丝逆袭的瘾，把骆文庆不让乱花的叮嘱置之脑后，给老婆又是买钻戒又是买大衣，这种反常很快就被人盯上了。

　　更搞笑的是，黄绍寅自身本就是个军统特务，自己不注意也就罢了，还忘了周围一大票全是干这行的同事吗？很快，他的一举一动就被同事们汇报到了毛森那里。再联系到案件中出现过汤恩伯签署的红色逮捕令，毛森早就怀疑可能是军中内鬼作案，这一下他将怀疑的头号对象放在了黄绍寅的身上。

　　6月21日深夜，毛森下令逮捕黄绍寅，并在他的住所抄出了不少美金。军统连夜将黄绍寅带回驻地审问。黄绍寅很快就招认了，他参与了荣德生绑架案，并且将毛森的旧部刘瑞标也供了出来。





　　毛森和戴笠

　　案发后，刘瑞标借口老母重病，带着赃款逃回了浙西老家。不过身为军统内部人士，毛森手下特务陈巨福、梁荣对他的老底一清二楚，俩人第二天就直奔刘瑞标老家，将他捉拿归案。

　　黄绍寅、刘瑞标被抓获后，剩下的案犯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捕。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主犯骆文庆的落网。

　　根据黄绍寅的供词，拿到赃款之后，他曾在东升桥一家茶馆与骆文庆见过面。得到这一线索，毛森便安排命手下张熙明到东升桥茶馆进行暗访。一身便衣的张熙明刚到茶馆后，便低声问茶博士：骆老大……今天来过吗？

　　没想到话音未落，坐在身旁的一名客人便一跃而起，从茶馆二楼破窗而出，摔在楼下街上。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依旧被守候在楼下的便衣逮了个正着。经查实，此人正是骆文庆。

　　随着案犯尽数落网（唯一逃脱的是黄阿宝，直到两年之后才落网被枪决），1946年8月2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宣布，荣德生绑架案主犯骆文庆、袁仲书、吴志刚、郑连棠、黄绍寅、朱产生、刘瑞标等8人判处死刑，其余案犯也被依法判刑。





　　绑匪们虽然被正法了，但荣家交出去的那50万美金赎金却下落不明。警方只是从骆文庆那里搜出一本分赃的账本，从中可以看出这帮绑匪的一些搞笑黑幕：

　　原来，当时去接收巨款的正是吴志刚，他一拿到50万美元赎金，就先私自扣下10万美金，然后将剩下的40万美金分做10万美金一包包好。将这40万美金交给骆文庆时，他坚称荣家只给了40万美金。骆文庆等人就算清楚吴志刚这是雁过拔毛，但也无计可施，只能将就着分配着剩下的40万。

　　作为主谋，骆文庆亲自制定了分配方案：扣除先期租房等绑架成本后，其余部分分成了16股半，每股合22000美金。再然后就是具体分配：

　　骆文庆发起一股、资本一股、帮手一股，得三股；袁仲书发起一股、指挥一股，得两股；吴志刚借车得一股；赵绍宗居间联络得半股；黄绍寅得一股半；刘瑞标帮手得一股；郑连棠接电话一股、接洽一股，得两股……

　　最终，警察们一共只追回了31万赃款，但即便如此，这些钱也没有回到荣家。为什么呢？





　　荣德生故居，现为徐汇区少年宫

　　因为参与此案破案的那些警员中，既有第一绥靖区毛森的属下，也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陶一珊的队伍，还有上海市警察局的人。这些人各个都心怀鬼胎，每个都想从赃款蛋糕中切下一块走。这还不算，荣案侦破后蒋介石大喜过望，大笔一挥就从追讨回来的赎金中拨出5万美金，奖励给了毛森，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借花送佛。

　　这么一折腾，赎金只剩下6万多块了。9月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打电话通知荣家，下午到军法处领取剩下的赎金。然而电话催了几次，荣家才很不好意思地取走了赎金。结果第二天，荣德生又亲笔写了感谢信，还给了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各送去了4万美金作为辛苦费。

　　这一进一出，老荣家不仅一分钱赎金没要回，还搭进去2万。

　　更可怕的是，闻听此案告破，上海社会各大慈善机构、学校、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厚颜无耻地向荣家伸手募捐，借款的信函如潮水般涌进荣家大门，仅是上海本地就有50多个团体，外地的更多，其中有些是哭穷讨钱，有些甚至是有头有脸的军政界人物，还有自称“失业军警人员”的，带有恐吓勒索性质的还另有数十起。最终，荣家又搭进去10万美金，才搞定了这些尊神。再联系到前不久的杭州保姆纵火案，莫非，富就是原罪？